《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载：“……及行打算，枋得日：‘不可以累赵宣抚也。’自偿万楮，余无所偿，乃上书贾相云……。”
　　这几条材料主要反映赵葵任职期间违反财务制度的开支情况，其一是张灯宴钱，此是不太重要的开支，其二是招军钱，赵显然是超支了。从马光祖的审查过程来看，张灯宴钱并不是打算法要清算的主要项目，军费开支特别是招军钱才是打算法要解决的主要对象。
　　这几条材料传递出以下信息：一是南宋军中各项钱物的使用都是有规定的，地方统帅对财务的支配没有自主权；二是赵葵任职期间曾因招募新军向朝廷申请下拨钱粮，由于超支而挪用其他款项。
　　这几条材料反映的财政问题只是局部层面，但联系到南宋后期军制的变化情况，其背后的意义就绝非一般了。南宋自开禧以后，各地纷纷创设新军，原有的屯驻大军统兵体制逐步解体。李曾伯1252(淳韦占十二年)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鄂司旧额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来见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而“江、鄂、荆、襄、潭、黄等处二十八屯，共管官军一十二万一百八十五人”，“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统司一处也”。其结果造成总领所财政出现危机，“司存所以倒败不可为者，祗缘困于制司并诸州添创军分之多。”总领所人不敷出，则需要中央调剂补给，长此以往，则又连累中央出现财政危机。因此，南宋政府行打算法，其作用之一是控制地方招军的规模，缓解中央的财政危机。
　　
　　三、结语
　　
　　撇开个人因素，应当说，贾似道实行打算法是有其现实的需求及合理性的，但结果却和其实行的公田法一样，招来怨声一片，最严重的恶果则是直接导致了刘整的叛变。而打算法牵连地方统帅之广，则显示出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仅从个人因素来看待。而因“打算法”获罪的将帅，许多是屡立战功的猛将，他们能博得时人的同情，说明并非完全是贪渎枉法、中饱私囊之辈，因此也才会出现一些人入狱至死也未能偿还追欠的款项这一现象。
　　对于犯科的诸统兵大员，其“侵盗掩匿之罪”，有多少是出于私还是公，详细材料仅见于赵葵一人，就此分析而言，则赵并未私吞公财，但却违反了制度规定。联系到地方上超额招军，超出朝廷财政支出能力这一普遍现象来看，赵的做法则折射出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状态。地方上由于负责保疆御敌，对兵力的需求旺盛，而中央由于财政困难，则往往加以限制。地方上在面临复杂的事态时，需要随机应变，而朝廷处于掌控的需要，对下拨的钱物则作出种种规定。而这种矛盾状态的背后，则反映了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模式。
　　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内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外，大部分上供，这使得地方上没有能力去应办棘手的事务。沿边州府财力单薄，也无力去独立组织防务。二者均需要中央财政的重新调配，从而造成了对中央的依赖。而在路级政区，依然采取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转运使四使并立的领导体制，从而使事权分散，无法在大区域对地方进行整合和建设，增强地方的力量。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南宋秉承的依然是“强干弱枝”的构筑模式。
　　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在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政府收回诸大将的兵权，以其部曲为诸御前屯驻大军，同时设立四川、湖广、淮西和淮东四个总领所，负责四川和江上诸军的开支。诸屯驻大军隶属于中央，但分掌的其实是地方军务。总领所是中央派出机构，则代表中央负责管理和监督诸军的用度开支。其制度安排的用意则依然是把军权和财权进行分离，着眼点是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显然，这也是一种内控的模式。
　　南宋自开禧以后，战火连绵不断，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转移到国防上。对于局势的变化，南宋中央也作出调整，比如命统帅兼任总领，或者兼任转运使，但这只是权宜的变通，根本格局未变，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制度来。在此情形下，地方上的总体实力并未得到真正的增强，局势越严峻，对中央的依赖越大。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中央调拨的钱物不能随意处置，而地方军务的复杂性产生出来的需要，中央不能一一满足，在使用和调拨之间产生矛盾，导致地方往往违反规定，自由行事，从而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如果军费开支在中央承受范围之内的时候，这种矛盾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中央财力耗竭的时候，财政危机便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形式爆发出来，景定年间的打算法可谓是这种矛盾的产物。贾似道的做法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央在依然掌握着财权的时候，军权却落到了地方手中，二者矛盾的激化，则是军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结果就是刘整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