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当世界已发生大变化时，中国人仍用老祖宗传下来的罗盘给自己定位，依然沉醉于传统的世界观，尚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概念。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兴起了“世界史地研究”的热潮，开始形成近代世界观念的进程。
　　从近代化的启动来看，鸦片战争失败的关键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没有事先的世界观的转变为先导。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少数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开始关注域外地理，但他们仍乐观地断言：“彼万不敢以欺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并未加以重视。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主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序幕。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此时，士大夫中的开明志士对探求外部世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急迫感，发出了“开眼看世界”的疾呼，在闭塞已久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形势的窗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揭开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序幕。这时期编纂和翻译的世界史地著作主要有：林则徐《四洲志》(1841年)，魏源《英吉利小记》(1841年)、《海国图志》(1842年)，陈逢衡《英吉利纪略》(1841年)，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1841年)，李兆洛《西洋奇器述》(1841年)，姚莹《英吉利国志》(1842年)，《康蝤纪行》(1846年)，王蕴香《海外蕃夷录》(1844年)，梁廷栅《海国四说》(1846年)，徐继畲《瀛环志略》(1848年)，夏燮《中西纪事》(1850年)，何秋涛《朔方备乘》(1860年)，等等。据统计，从1840年到1861年止，至少出现了22种有关世界史地方面的著作。
　　这些著作基本上向国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形象。首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史地概况。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明确了地球的概念和整个世界的地理构成，介绍了东洋、南洋和欧美国家的简明历史。初步形成了世界政治地理的概念；姚莹的《康蝤纪行》以新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边疆和世界形势的了解认识；夏燮的《中西纪事》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史，提出中国的兴衰发展已不可逆转地纳入世界局势变化的轨道中；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着重考察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而考察了俄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有关问题；梁廷坍的《海国四说》详细介绍了英美的史地情况；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图为纲，纵横贯通，介绍了世界80多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综上可见，这些“开眼看世界”的学者开始自觉地以世界史的眼光考察世界格局，掀起了一股对世界史地知识追求的风气。“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和观念的传人，促使先进的士大夫开始摆脱“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狄夷”的传统世界地理观，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人也并非古之夷狄，开始承认西方文明。这些世界史地著作通过对欧洲列强历史、政事、财政、商务、军事、文化、教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大略地描绘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此时，中国士大夫所看到的西方文化，已经不再是利玛窦等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中世纪文化，而是高度发展了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这些文明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坚船利炮”练兵制器的技艺、“天文算术”的自然科学、“以商贾为本计”的经济制度、“凡事会议而后行”的政治制度等西方近代文明”。
　　鸦片战争后，先进士人率先意识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严峻形势，并影响到中国的民族生存。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隐含着承认西方近代文明所长，承认自己所短，而且这实际上是突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夷分立秩序，开始平等地看待外国和正确认识本国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世界观走向崩溃。于是，以此为起点，中国近代士大夫开始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关注民族存亡，图谋中国富强的远策。在他们的影响下，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研究船炮技艺的热潮，刊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统计，谈及坚船利炮的有66人之多，一二十年间编写的有关枪炮火药制造和火器攻防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有22种之多。
　　此外，这部分先进的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颇感兴趣。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最早注意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它向国人介绍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同时，也概略地提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随后《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不仅远溯西土“声名文物之邦”的亚德纳斯国(即雅典)，还扩及欧美数十国，涉及总统选举、议会设置、司法程序、宪法条款以及三权分立等内容。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几乎是以相同的言词对之进行赞美。魏源称赞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章程垂奕世而无弊”。徐继畲则更以赞叹的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占今未有之局”的奇事。虽然他们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三代之治的角度上来看待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但至少已经流露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一种朦胧向往。
　　总之，近代世界观的传人，把束缚人们的传统“天下”世界观网罗撕开了一个缺口，有助于拓展国人的视野，开阔他们的思路，促使他们摆脱华夷对立意识的束缚，从而一定程度上把固有的“天下”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促使部分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