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体观之，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近代世界观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这时期，士大夫阶层及其他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很肤浅，严重影响了其“睁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虽然有了对外部世界的史地认识，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但中国的士大夫依然固守文化上的传统世界观，其内心深处的华夷对峙的情节依然没有消解。翻阅鸦片战争时期这些先进士人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西方文明看作足与华夏文明对等的文明体系，也没有视西方国家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意识仍根植于他们的文化思想。如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七十四卷《释五大洲》中，对世界中心问题进行了考辨，他先是否定西方图说把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认为世界分为四大洲，接着又论证了在这四大洲中，亚洲是最优越的，最后又论证了中国在亚洲是最优越的，从而得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优越于其它民族和国家的说法。无独有偶，徐继畲在《瀛环志略》第一卷中，仍标榜中国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并说“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先进上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时，依然受传统华夷观念的潜在影响。由此，对中国外部世界仍然仍冠以“海国”、“瀛环”、“四裔”之类的华夷观念下的老名称，对西方先进科技还是附以“百工技巧”、“艺技”、“奇器”等称谓。传统世界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这时期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基本局限于对世界史地的描述上，而未能更深入地对西方文明进行分析和探察，也就不是以从整体上改变国人对“天下”、“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后，中国朝野上下又回复到往日的苟且状态中去了，极力避免谈论“西洋”事情。对此，林则徐不无讥讽地说，“大有雨过忘霄之意。”此时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在国内的流传和影响也十分有限。《海国图志》问世后未能及时得到社会认同而广为传播，更遭到清政府的无端扑议。据有人推测，在战后20年间五次印刷，仅印了1000册左右；而《瀛环志略》则只在1850年承印过一次，还被时人指责、诋毁“颇张大英夷”。直到19世纪下半叶，《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著作才开始在国内受到重视并流行起米。
　　近代中国整体性世界观的滞后，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损火，致使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异常沉重。鸦片战争后，晚清统治者、其他一般士大夫和大多数中国人更是沉浸于传统的世界文化观，仍停留在华夷分立的世界里，难以自拔。鸦片战争后，从华夷观念出发，清王朝仍坚持其传统的制夷策。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纷纷前来要挟，企图从中分一杯羹。道光帝从华夷观念出发，坚持实行“持平”外交；在随即签订的一系列《南京条约》附属条约中，清朝官员也是站在从天朝朝贡体制的立场，结果给国家造成严重后果和巨大损失。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才有所改变。随着中国的惨败和西方东渐的进一步深化。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才明显意识到世界一体化的存在，认识到近代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形势。
　　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表明，“后发”近代化国家在其开始启动近代化进程时，是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才促使“现代性”觉醒并在社会内部传播和渗透的。日本学者富水健一在论及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出现近代化的条件时，曾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命题”，其中第一个命题即认为：“非两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输入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科学革命、市民革命、产业革命”，而摆脱传统主义。实际上就足：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近代化，除了输入有形的物质文明外，首先应实现世界观的转变。
　　确实如此，近代中国在早期近代化的启动之际、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之前，首先必须摒弃的就足传统的世界观，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树立新的世界观，主动地加入世界新秩序。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地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但回眸历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非常困难的，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更不足一帆风顺。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其制约因素固然及其复杂，但近代“前史”时期，统治阶层未能妥善处理好中西关系。导致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滞后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这300余年间，中国而对早已传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充耳不闻，闻而不化，仍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泥潭中。历经长期反复的认识，甚至是几代人的探索，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对激变的近代世界形势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才开始接受新的近代世界观。但已错过了开启近代化的良机，延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因此，研究探索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原因，更应把目光投向近代“前史”时期，投向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考察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情况，实际上这是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