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国时期中共党人的“社会科学”观初探(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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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重行整顿一番”，改为季刊出版(注:《新青年》本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1920年第8卷起，由于陈独秀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季刊重出。后又于1925年7月停刊。)，主编瞿秋白在发刊词《<新青年>之新宣言》中，以一个掌握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者在智识上的无比自信（自称属于“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一颗代表着无产阶级自身先进性的自觉心、以及那种必须实现其阶级使命的万丈豪情，对“社会科学”进行了热烈的拥抱。他写道：?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②④(注: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8-9、9-12、2页。)?
根据“社会科学”的实践性、意识形态性、无国界性、阶级性等特点，瞿秋白还为《新青年》提出了“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等多项时代任务?②。显然，这既是学术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创办于1922年底至1923年初。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挂名校长(注:据《茅盾回忆录（六） 文学与政治的交错》讲，本来中共要彻底接办上海大学，但考虑到“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于是于右任就当了上海大学?的校长，但?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见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1923年4月，共产党人邓中夏到校任总务长，主持校务，瞿秋白则任初期最重要的系之一——社会学系主任。邓、瞿等人共同拟订上海大学章程，计划将其办成以研究社会科学和文艺为主的大学，故设立了“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两大学院（后也设立了“自然科学院”）。该年7月，瞿秋白在《民国日报》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详细表达了他的办学设想。他认定：“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系统——这两件事便是‘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④此后，该校大批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施存统、张太雷、杨贤江等早期中共理论家，都曾任职于该校，讲授有关劳动、民族、青年、外交、经济等各种社会问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弘扬社会科学的志向，在该校曾得以部分实现。?
以瞿秋白为例，1923-1924年间，他便为该校学生编写过《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等“社会科学讲义”多种。其中，《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于1924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是中国人所著的最早一本关于社会科学概论性质的专著。出版后大受欢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行了四版，以后又多次再版，有力地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传播了辩证唯物论的社会科学观念。?
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秋白所阐述的社会科学观念十分丰富。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譬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而“社会现象”乃是“人与人之关系及互动”的结果，它又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科学等领域里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现象。故与此相应，社会科学也可分别为各门具体的学科。其中，“研究社会现象之总和”的，乃是社会学，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或“社会的某一种职能”的，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
这里，可以留意的是瞿秋白对“社会学”的看法——它关系到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及其相关定位问题。当时，有关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会学仅只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总体（Corpus），是经济、政治等科学的总数而已”；二是认为社会研究某一“特别的社会现象”，同政治学、经济学等“并肩而立”；三是认为“社会学是综合其他社会科学而研究社会全体总现象的科学。”(注:见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讲义，《上海大学史料》，第407页。)瞿秋白显然认同的是第三种观点。当时，他的同道施存统在上海大学的讲义中，也明确反对上述第二种看法，但他在第一种和第三种看法中间，却并没有加以区别，只是笼统说赞同“把社会学当做综合的科学，看做统一所有社会科学的东西”。(注:见施存统的《社会问题》讲义，《上海大学史料》第387页。)?
应该说，当时或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不少关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社会哲学、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在内容上往往相似或大量重合(注:比如李达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和1936年的《社会学大纲》，就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后者对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有直接的影响。)，与这类看法的长期存在也不无一定关系。?
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然具有科学的一般特质。可科学又是什么呢？瞿秋白对科学的定义明显将“社会”涵括在内，他说：“所谓科学是什么？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自然科学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动作；社会科学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动作。”
③④⑤
(注: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44、589、546、589-593页。)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强调科学是这种关于因果律的“已整理而成系统者”的智识
?③。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差异，也有联系，故两种科学研究对象虽有别，但在根本性质上却又是一致的。他还特别强调，“精神关系当然要受物质关系的支配”这种唯物辩证法的规定，乃是“研究社会科学方法中之‘不二原则’”
?④。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秋白正是应用这些原则，分别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科学等各种社会现象的定义、核心问题和历史发展规律予以了简明概述。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⑤等问题。?
笔者曾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中有关“社会科学概论”性质的书加以粗略统计，发现总体上有60余种（包括修订或更名重版的书），而共产党人及其左翼文化人所编著和翻译的就达到40多种，占到总数约70%以上。四部中国人自编的题名“社会科学”的辞典，也有三部为左翼文化人所为(注:可参见《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总类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12-14页，24-25页。)。当时，编写这类概论性质之书的共产党人及其左翼文化人，除了瞿秋白外，还有杨剑秀、沈志远、高希圣、杨松、曹伯韩、胡伊默、王亚南、陈启修（豹隐）、李鼎声（平心）、邓初民等等。可见好谈“社会科学”，乃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传统，也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实际上，这也是前文所谓中共党人及其思想同盟者在某种程度上主导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证据之一。?
1923年6月，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重行整顿一番”，改为季刊出版(注:《新青年》本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1920年第8卷起，由于陈独秀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季刊重出。后又于1925年7月停刊。)，主编瞿秋白在发刊词《<新青年>之新宣言》中，以一个掌握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者在智识上的无比自信（自称属于“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一颗代表着无产阶级自身先进性的自觉心、以及那种必须实现其阶级使命的万丈豪情，对“社会科学”进行了热烈的拥抱。他写道：?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②④(注: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8-9、9-12、2页。)?
根据“社会科学”的实践性、意识形态性、无国界性、阶级性等特点，瞿秋白还为《新青年》提出了“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等多项时代任务?②。显然，这既是学术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创办于1922年底至1923年初。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挂名校长(注:据《茅盾回忆录（六） 文学与政治的交错》讲，本来中共要彻底接办上海大学，但考虑到“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于是于右任就当了上海大学?的校长，但?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见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1923年4月，共产党人邓中夏到校任总务长，主持校务，瞿秋白则任初期最重要的系之一——社会学系主任。邓、瞿等人共同拟订上海大学章程，计划将其办成以研究社会科学和文艺为主的大学，故设立了“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两大学院（后也设立了“自然科学院”）。该年7月，瞿秋白在《民国日报》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详细表达了他的办学设想。他认定：“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系统——这两件事便是‘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④此后，该校大批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施存统、张太雷、杨贤江等早期中共理论家，都曾任职于该校，讲授有关劳动、民族、青年、外交、经济等各种社会问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弘扬社会科学的志向，在该校曾得以部分实现。?
以瞿秋白为例，1923-1924年间，他便为该校学生编写过《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等“社会科学讲义”多种。其中，《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于1924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是中国人所著的最早一本关于社会科学概论性质的专著。出版后大受欢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行了四版，以后又多次再版，有力地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传播了辩证唯物论的社会科学观念。?
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秋白所阐述的社会科学观念十分丰富。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譬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而“社会现象”乃是“人与人之关系及互动”的结果，它又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科学等领域里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现象。故与此相应，社会科学也可分别为各门具体的学科。其中，“研究社会现象之总和”的，乃是社会学，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或“社会的某一种职能”的，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
这里，可以留意的是瞿秋白对“社会学”的看法——它关系到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及其相关定位问题。当时，有关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会学仅只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总体（Corpus），是经济、政治等科学的总数而已”；二是认为社会研究某一“特别的社会现象”，同政治学、经济学等“并肩而立”；三是认为“社会学是综合其他社会科学而研究社会全体总现象的科学。”(注:见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讲义，《上海大学史料》，第407页。)瞿秋白显然认同的是第三种观点。当时，他的同道施存统在上海大学的讲义中，也明确反对上述第二种看法，但他在第一种和第三种看法中间，却并没有加以区别，只是笼统说赞同“把社会学当做综合的科学，看做统一所有社会科学的东西”。(注:见施存统的《社会问题》讲义，《上海大学史料》第387页。)?
应该说，当时或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不少关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社会哲学、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在内容上往往相似或大量重合(注:比如李达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和1936年的《社会学大纲》，就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后者对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有直接的影响。)，与这类看法的长期存在也不无一定关系。?
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然具有科学的一般特质。可科学又是什么呢？瞿秋白对科学的定义明显将“社会”涵括在内，他说：“所谓科学是什么？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自然科学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动作；社会科学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动作。”
③④⑤
(注: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44、589、546、589-593页。)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强调科学是这种关于因果律的“已整理而成系统者”的智识
?③。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差异，也有联系，故两种科学研究对象虽有别，但在根本性质上却又是一致的。他还特别强调，“精神关系当然要受物质关系的支配”这种唯物辩证法的规定，乃是“研究社会科学方法中之‘不二原则’”
?④。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秋白正是应用这些原则，分别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科学等各种社会现象的定义、核心问题和历史发展规律予以了简明概述。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⑤等问题。?
笔者曾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中有关“社会科学概论”性质的书加以粗略统计，发现总体上有60余种（包括修订或更名重版的书），而共产党人及其左翼文化人所编著和翻译的就达到40多种，占到总数约70%以上。四部中国人自编的题名“社会科学”的辞典，也有三部为左翼文化人所为(注:可参见《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总类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12-14页，24-25页。)。当时，编写这类概论性质之书的共产党人及其左翼文化人，除了瞿秋白外，还有杨剑秀、沈志远、高希圣、杨松、曹伯韩、胡伊默、王亚南、陈启修（豹隐）、李鼎声（平心）、邓初民等等。可见好谈“社会科学”，乃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传统，也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实际上，这也是前文所谓中共党人及其思想同盟者在某种程度上主导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证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