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早期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中，强调“社会科学”功能的看法，或可拿恽代英为代表。1923年底，恽代英发表《学术与救国》一文，明确宣示：“要救中国，社会科学远比技术科学重要”。他批评那些主张自然科学救国，鄙视社会科学，以为不必学的言论为“不知事情的昏话”，认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社会好比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就是工厂管理法。只有拥有了懂社会科学的管理人，那些掌握技术者，其技术才能真正得其用，“没有管理工厂的人，只有像机械样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他强调说，“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在外国人手里，纵然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所以，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他本人还以过去“未曾注意社会科学”为恨事，表示今后要努力研究社会科学。⑧(注:《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388、448-449页。)?
　　稍后，恽代英又发表《再谈学术与救国》一文，干脆称“社会科学”为“救国的学术”，明确认定：“一切学术，都可以七湾八转的使他与救国发生关系，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没有救国的学术，而只有别的东西，终究永远不能收救国的成效”。⑧?
　　如果说恽代英对“社会科学”功能的强调，主要着眼的还是“救国”；那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家王亚南在抗战全面胜利前夕所出版的《社会科学论纲》一书，则已有条件和心境从建设的角度和高度，来分析和强调“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人们在建设的问题上，仿佛仍只知道自然科学的重要，却不知道社会科学同样或更加重要；只知道建设要利用自然科学，而不知道建设要收到利用自然科学的效果，首先必须依据社会科学”。 “在建设上，要把自然科学的诸般功能，变为实际效用，势非在着手建设的时候，根据社会科学指述的有利途径不可”。“正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作为科学范畴来看的社会科学，它在社会建设的应用上，亦有其确实性、节约性、效率性。能按照社会性质从事建设，那种建设，就会恰好适其所需，就会地尽其力，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在这种理解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建设上讲求科学，就不应当只讲自然科学，不讲社会科学；如其我们不能否认建设是为了社会的效果，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社会科学的重要，实在是超过了自然科学”。③④⑤
　　(注: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1945年东南出版社印行，第208-209页，211-212、4-6、8-9、11页。)?
　　实际上，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40年3月，也曾更简洁地表达过，那就是“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
　　(注:《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今天，当我们依然面对着轻视乃至歧视社会科学的现象，特别是聆听国家领导人有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或将其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论断时，再重温半个世纪以前王亚南的上述论说，真不禁要感慨万千了。?
　　当然，王亚南在《社会科学论纲》一书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思考，远不止社会科学的建设功能一点而已。此外，他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研究难度及其中国人在这方面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等问题的认知，也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深化，很有思想价值，值得今人加以注意和研究。?
　　比如，关于科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科学特殊性的问题，王亚南的观点就简明而深刻。他认为，科学原可称之为“法则之学或诸种法则之综合”，而法则一般用来表示事物在特定情形下显出的因果联系，它具有“规律性、系统性和实在性”三种性能，而这正是科学的三大属性，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致性所在
　　?③。但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成果乃至研究对象之“历史性”存在差异：“把握社会科学法则之规律性、系统性乃至实在性，常常不免要受到它的特殊历史性的二重影响：一方面，社会现象比较太富于变动，它不易定型化，把它作为对象来研究，就似乎只能理解到它通过变动之流的某一瞬间的静态，诚如西哲所谓‘濯足长流，插足再入，已非前水’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那些现象的认识，不能像我们对于自然现象那样，完全不涉及我们关于它的利害念头，即不容易在认识中，完全排摈去主观的要素。这无疑是非常明白而真实的事情。”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独有的困难”，由此也可见那种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容易的看法，实在“是一种错觉”。?④?
　　在王亚南看来，社会科学这一特殊的历史性虽然并不否定其自身的科学性质，但它却“根本排斥学术或理论上的绝对主义与永恒主义”。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社会法则的建立，即使是健全的合于前述三种科学性能的，若它的建立者和拥护者“把它的适用性，延伸到它的时空限界以外，如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就根本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特征，忽视了社会现象的历史演变极则”，从而最终将走向非科学的泥潭?⑤。?王亚南批评到，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近数十年来的科学教育都是失败的，其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失败的程度，比之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失败程度，也许还要厉害得多”。(注: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作者“序言”。)不过，他却并不因此而对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感到绝望，相反却充满了无限的信心。他鼓励国人，中国这样的被压迫民族其实也有自己发展社会科学的“便利之处”，那就是我们“不害怕接近真实”，我们可以对一切妨碍我们思想解放的东西进行抨击，以追求真理②(注: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第26、27-28页。)。同时，我们还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弄清和阐释自身的特色，吸收外来先进的社会科学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充实”，不仅是我们发展社会科学的独特资本和条件，也是我们贡献世界社会科学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他充满睿智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它的文化特质，都在一般中显示了极大的特殊，不论是关于中国现代的，抑是过去社会，我们都不允许套现成的一般公式，来理解它、解释它：活用一般的基本原则，把握它带有极大特殊性的基本社会经济基础，而由是究明其在政治上、家族制度上、文化体系上的特质与特征，那才是必由的途径。能这样，一方面就使我们明了中国社会不曾或不容易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以同一步调成就现代化历程的历史基因；同时又使我们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今后社会经济运动的趋向，也并不能脱却一般世界史的轨迹。?
　　如其我们不妨加重的说，中国社会之科学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科学性能的一大试金石，则不假手于对我们社会历史各方面都不免感到隔膜的外国学者，勇敢的担负‘自我研究’的艰巨工作，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逃避的责任”。②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似乎还不能满足于仅仅只是研究自身的社会现实，而忽略对本民族以外社会现实之研究；即便对自身具有特性的社会现实的研讨，当然也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发挥和充实”现有的社会科学成果、或仅作“现代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试金石”而已，而同时更应当自觉的是，努力去创造新的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前沿性的社会科学成果来。不过，对于前人的思想，我们可以借鉴，从中受到启示，却是不能加以苛求的。 ?
　　民国时期，中共党人除了广泛阐发和宣传自己的社会科学观念之外，还脚踏实地地进行了社会科学的实践活动。193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左翼性质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首任主席为共产党人、政治学家邓初民。该组织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在此之前或之后，瞿秋白、李达、杨明斋、恽代英、邓初民、郭沫若、沈志远、艾思奇、吕振羽、鲁迅、王亚南、侯外庐、翦伯赞、何干之、朱智贤、潘朗、蔡仪、周扬等人，纷纷在各自的社会科学领域里辛勤耕耘，为构筑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各门类奠定了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