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回跑马厅成为时代共识
　　
　　收回是大势所趋
　　20世纪前50年，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争斗、厮杀的50年。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迅速高涨、蓬勃发展的50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的变化，跑马厅的形象，便由先前比较单一的休闲运动场所，逐渐演变为赌博销金的魔窟、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武力的炫耀场所、殖民主义权力的象征场所，成为上海最大的恶的象征。
　　这一思潮发展很快。1910年前后，上海人看赛马，还是两分法，谴责其赌博，但赞扬其尚武。《图画日报》有一篇配图文字写道：
　　寓沪各西商，每届春秋佳日，于跑马场有赛马之举，必在星期一、二、三等日。更于星期亦举行跳浜以贾余勇。于游戏中寓尚武精神，非寻常游戏可比。兹数日内，西人咸停止办公半日，无不异常踊跃。其豪兴有足多者，绘作是图，并做跑马曲以志盛举。(跑马曲)今天跑马了，今天跑马了，大家各把会场儿来到。会场上好热闹，会场上好热闹，耳听得西乐儿声高。一霎间，红旗摇；一霎间，铁骑跑。唿喇喇，一个圈儿绕，是谁人夺标，是哪马最骁?贺赢家，各人来脱帽。一天儿跑掉，再跑明后朝，好共把名驹赛几遭。未天儿更有浜来跳，真个是西商意兴豪，况寓看尚武精神好。
　　十多年后，到“五四”时代，就再也见不到这类文字了，代之而起的是诅咒、批判。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们便预言这个劳什子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一定会被推翻、改变。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它先前形象的对立面，变成爱国的、民主的、健康的、文明的场所。1927年，郑振铎在慨叹上海公园太少、不敷使用、鼓吹掀起“公园运动”时，便认为：
　　我们要求在适中地点再建造十个以上之公园!像跑马厅这样地方，实是建立公园最好的地点。这话说来太不容易实行，也许实行竞要待之于上海是为我们收回的时候!然而我们不可不有这样的运动，不可不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李石岑、潘仰葺在1934年会作出那样的预言。其他参加征文的许多文化人，说的不像他们二人那么明确，但也有类似的意见。也就是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改变跑马厅的功能，改变跑马厅的意义象征，已经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的潮流，成为一种任何个人都难以改变的“势”。
　　
　　抗战以后的收回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租界被收回，改变跑马厅的时机来临了。
　　1945年，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刻，跑马厅发生一起特別的政治事件，即悬挂国旗和撕扯国旗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这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已经在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一些店铺自动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跑马厅的华籍职员也兴高采烈地将国旗升上去。就在这时，跑马总会的秘书奥尔生见了，便极力反对，其理由是， 日本是否投降还没有证实，即使日本战败了，跑马厅是英国人的财产，也应该物归原主，悬挂英国国旗。一个要挂，一个反对，形成僵局，热血沸腾的华籍职员要将奥尔生拖出去狠揍一顿。奥尔生见势不妙，急忙打电话给日本宪兵，其时日本尚未正式投降，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跑来，强行将国旗拉下，撕成碎片。三天以后，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华籍职员终于扬眉吐气地将中国国旗升上去。这件事在当时影响甚大，在跑马厅悬挂国旗成了国家恢复主权的象征。
　　1946年2月11日，蒋介石回到上海。14日，上海20万人举行欢迎大会，地点就选择跑马厅。蒋介石发表演说时，特别提到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他说：
　　大家都知道，八年以前，我们要像今天一样，在跑马厅开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开会，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各位相聚呢?这就是由于我们全国同胞八年来艰苦抗战的精神，引起了盟邦荚英苏法以及其它各友邦对我们军民的尊敬，获得了盟邦的同情，因此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各地所有的租界，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 亦获得了独立自由。
　　1946年8月，上海市长吴国桢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出发，考虑恢复赛马，要求有关部门与跑马总会商量此事。先是，1943年8月汪伪政权接收公共租界以后，赛马继续了两年，并且开放禁令，让华人得以进入跑马厅。1945年春，由于战事吃紧，赛马难以为继。其后，跑马厅中央场地一小部分租给驻沪美军，绝大部分则抛荒，野草丛生。所以，吴国桢才有恢复赛马之念。
　　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赛马恢复与禁止的讨论，成为上海社会关注的焦点。
　　1946年9月，上海市首届参议会召开。收回跑马厅、改变跑马厅功能的呼声一片，仅有极少数议员支持恢复赛马。有七项提案不约而同地提出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改建为公园或体育馆等设施。仅第二四六、二四七、二五七、二六七、三六六号提案，合计提案人就有12人，连署人有26人。其中，市临时参议员骆清华、万墨林、赵班斧、潘序伦等，提议请市政府将跑马厅改为罗斯福公园，意在促进中美友谊，并促使上海的世界性。市教育局副局长李熙谋等人建议，将跑马厅改作公共体育场，理由是南市西门的公共体育场范围太小，位置也比较偏。有人建议，将跑马厅改作中正公园，以纪念蒋介石的“丰功伟绩”。施驾东等4人提议、周斐成等9人连署的第二四七号提案中，提出将跑马厅改为市民俱乐部，内设音乐馆、健身房、图书馆、博物馆、游泳池、展览场、书画生产物品机械等讲演室。
　　
　　对于改变跑马厅的必要性，提案人多从赌博害人、跑马厅是帝国主义象征等角度立论。
　　何元明、姜怀素、陆惠民、庄平等在提案中指出：
　　赛马之举，实为赌博之变相，为害之烈，足以倾家荡产，按诸实际，不啻公开之赌窟。昔在租界期间，历年所吸收市民膏血不可胜计。兹值抗战胜利，租界收回，对于外商所支持之跑马厅，亟应一并收回，分辟为公园亟运动场，以作市民公余休憩及运动之所。且以本市居民綦众，而公园及运动场寥寥无几，市民营营终日，苦乏休养身心及锻炼体格之所，若能将跑马厅辟作公园及运动场， 实为目前之迫切需要。化恶薮为乐地，事固无善于此也。
　　王维駰、王先青等人在提案中认为：
　　世界各国之举行赛马，原为一种良好之运动， 同时亦可藉此改良马种，而我国之有赛马，实际乃变相之赌博。每年春秋二季，以赛马之美名，行赌博抽头之实。沪人热中于香槟票，因而倾家荡产者数见不鲜，此实外人霸占上海租界时代之污点也。今者抗战胜利，租界收复，此种有害社会之魔窟，理应从速取缔，毋使死灰复燃，以重国体。
　　在参议会讨论的同时，报纸上也是一片禁声。一封署名“岳云”的读者来信，对于为何要改变跑马厅的道理、如何改变跑马厅的设想，在政治色彩方面最为明显，其基调是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民主、文明：
　　在此灾难遍地的今日，来建筑一个公园，自未免是锦上添花，但为了涤除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可耻痕迹，和增进市民的精神生活，我觉得这个提议还是有重新提出，促其实现的必要。我觉得将来设计时，应该注意到教育的意义，使市民置身其中，宛如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天地里，内面除了花卉池苑以后(外)，还应该设置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以及歌剧场、幼稚园、小市场、行政区之类，换言之，我们应当把它建成一个理想国的雏形。一切的设置，都当含有教育的作用，甚至一个花工，一个路标，都不马虎，小市场的东西应当比大街上的高尚而便宜。行政区的活动，应当让市民来参加学习，藉以提高市民的境界，激发其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美的心情。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是否实有“岳云”其人，估计是一笔名。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岳云是大名鼎鼎爱国名将岳飞的儿子，这个笔名本身，就已经赋予了爱国含义。
　　影响力最大的《申报》两次邀请市民投票，四天内收到4463封来信，按照表格逐项填注的有1284张，赞成开放马禁的仅59票，其持反对态度的1225票。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者中，商人、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商人688票，学生361票。学生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商人是务实主义的，商人在反对恢复赛马中人数最多，这很能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倾向。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措词最尖锐，内称“跑马厅，是帝国主义权威的象征，是上海市民百年眼泪的结晶”。如果恢复赛马，可能会伤透市民的心。
　　舆论一边倒，收回跑马厅便从议论转变为行动。尽管务实、开明的市长吴国桢认为彩票虽迹近赌博，但每人之下注毕竟有限，仅属游戏性质，如果继续赛马，获取收入，补贴财政，补助慈善事业，于政府、社会都有很大益处，到头来也只能顺从民意，不算经济账而算政治账，致力于收回跑马厅的工作。
　　关于上海市政府交涉收回跑马厅的过程，张宁论文已经作了详尽研究。需要作点补充的是，在上海市政府交涉收回跑马厅的同时，关于收回的政治意义一直被传媒所强调。有一封据说出自小学生之手的市民来信写道：
　　市政当局大鉴：
　　近日报上载有上海跑马总会呈请贵当局开放赛马。兹因赛马之事害人害国，使国内青年以大好光阴作赌博之用，既费时又费钱，且使一般有为青年堕入深渊，弄得家破人亡，甚至自杀，诚属可惜，且把金钱流入外人之手，与目前防止外货之事毫不相符。虽能增进市府收入，却始终为一不合理且违反民意之事。若将此跑马厅改作运动场籍以提高市民体格，提高我国体育水准且可籍票价充市府收入，又可防止国货外溢一举数得，何乐不为?谨请贵当局三思，则我辈小百姓感恩也。谨祝。努力事业。
　　小学生上。
　　“小学生”云云，即使真的出自小学生之手，那也不过是舆论、民意的代名词。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被推翻，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政权更替，上海在意识形态、城市功能、道路名称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如以“中正路”命名的道路被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林森路”被改为淮海路，“其美路”被改为四平路，其改名规则往往有对着干、正相反的意味。但是，对于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的观念与1949年以前如出一辙，有着明显的连续性。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下令收回跑马厅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结　语
　　
　　跑马厅在上海一开始只是比较单一的娱乐场所，上海社会的反映也比较平静，以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李石岑等人的预言，40年代“小学生”、“岳云”、《文汇报》、《申报》的议论，至50年代的最后易名，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没有随着执政党的变化、政权的更替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