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七七事变与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卢沟桥的炮声在湖北产生更强烈而广泛的反响。7月8日，武汉地区的民众团体如教育会、农会、商会、保安公会等，纷纷致电平津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全鄂2500万民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誓为后盾”的坚强决心。由此，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更大高潮。
　　“七七事变”后，湖北人民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战。为对付日寇的毒气，武汉大学的郭霖、叶之真等教授研制出装在药盒中的用来过滤与中和毒气的活性炭和防毒面具。在校方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实习工厂生产的大批活性炭和防毒面具源源不断送往前线。[23]湖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武汉发起一人一分（钱）运动，武汉三镇男女老幼，富商穷人无不响应。武汉大学女教授苏雪林将长期积蓄的51两黄金捐作抗战经费。汉阳天主教堂难民收容所的全体难民，把绝食一日的钱捐给受伤官兵。汉口市商会于7月13日捐款2万元汇寄前方，慰劳守土将士。汉口国术总社训练班训练了大刀队，“准备奉命北上御侮”。三镇的纺织、兵工、铁路等行业的工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援前线，如汉阳兵工厂工人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6小时，为前方多生产武器。各界群众还积极参加慰劳伤兵、宣传、运输、救护等实际工作，为前方服务。其中，汉口各界抗敌后援会在9月14日至10月15日一个月中，共慰劳在汉伤兵2312名，过境伤兵3980名。参加慰劳的人员达5000余人。[24]这一切，不仅为前线提供了物质支持，而且鼓舞了士气，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抗战。
　　七七事变后，为动员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武汉暨湖北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如，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于7月24日在汉成立，该会在湖北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先后在全省各县建立起抗敌后援会分会，就地开展训练壮丁、募捐支援前线等项工作。七七事变后的湖北救亡运动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宣传动员方式灵活多样。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经常以集会、游行、示威、纪念会（每遇纪念日、节日）、祝捷会（每遇前线报捷）、街头演剧、歌咏、文字图画、电影放映、电台广播、散发宣传材料以及各种义演、义卖、捐献等形式开展活动。武汉新闻出版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大量刊登抗战言论和消息，宣传抗战的意义，报道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和探讨有关抗战的问题；各出版发行机构，均以抗战为主题出版发行了大量的书刊，仅生活书店发行的抗战通俗读物就达500余万册。[25]在省城以外，如咸宁县长戴超群，亲到艾家墩和群众一道挑土建飞机场，[12]以此动员群众支持抗战。沙市、宜昌、宜都等地在省城就学的学生利用寒假回乡之际，以公演话剧、开座谈会、教唱抗战歌曲等形式开展救亡宣传活动。[26]在沔阳县彭场，“青救”团员贴出这样一幅彩色画：两只粗壮有力的臂膀，共同高举一支钢枪，一只臂膀上写着“国民党”，一只臂膀上写着“共产党”，让群众受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象教育。[27]在应城，程德联、彭正谟等进步同学，一面利用县城仅有两部收音机，收听新闻，进行笔录，然后及时向民众报道前线战况，一面组织同学演出救亡话剧，向群众宣传抗日。[28]一时间，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动员活动遍及荆楚大地，广造抗战舆论，为动员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也引发了湖北有识之士对抗日救亡运动更深层次的思考。突出表现为要求实施抗战教育以及将抗日救亡活动推向广大的农村。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纳入了战时轨道，教育走向何处？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死书”、“死读书”，还是将学生培养成抗战前后方需要的人才？这成为教育界必需解决的问题。1937年秋，武汉大学的学生和部分教师首先掀起了实施抗战教育的活动，即改变旧有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教育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根据抗战需要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武汉大学学生实施抗战教育的活动，虽遭到有关当局的阻挠，但很快波及全国，并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937年12月5日，沈钧儒、孔庚、张西曼、李公朴等50余人在武汉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全国教育界和有关当局提出了一个抗战教育方案，主张根据抗战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系统；把以校舍为主体的死学校改为有组织的活团体，以适应战时状态；课程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为基础，发展抗战的组织教育、技术教育、文化教育。[29]随后，《战斗旬刊》杂志社邀集武汉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座谈，提出了一个落实抗战教育的具体方案：举办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农村工作、民众运动、军事技术、救护、交通工程、化工知识；成立研究会，研究战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本问题等；开办讲座，讲解国际形势、抗战方略、国防知识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也积极支持和响应武汉大学学生的抗战教育。
　　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下，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在1938年2月同意实施抗战教育。从此，“抗日第一”被全社会公认为“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原则。[30]这对培养抗日所需的人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还认识到，农村和农民在抗战中的地位。“抗战所需之物力与人力，差不多都要依赖于农村的供给。而整个农村，也就成了培养抗战力量的根源”；“要实行持久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则必须动员乡村之物力与人力，方能有济”。同样，“要保卫湖北，亦不能单靠正规军的作战，或某一阵地的防守，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最短期间发动湖北乡村的救亡运动，完成湖北乡村之适应战时需要的建设，从速把民众组织起来，尤其是武装起来，以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力量，才能措湖北于磐石之安，奠武汉于金汤之固！即使万一不幸，湖北竟成前线，亦能以乡村力量，控制都市，以游击队协助正规军，而使湖北永远成为政府歼灭敌人之策源地。”[31]因此，必须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广大的农村。
　　为动员和组织农民支持抗战，在湖北地方当局的支持下，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1937年9月湖北农村巡回宣传团成立。湖北有组织地、合法地开展农村救亡运动即由此而始。其后，众多的救亡团体和组织也将注意力投向农村，以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如，“青救”在鄂东创办了一个50余人的农民短期训练班，在鄂西各地共创办了7个农民夜校，[32]为尔后在这些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8年1月5日，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在武昌成立之后，其领导人孔庚、黄松龄、邓初民等即积极推动湖北省政府和军委会第六部武汉办事处，在武昌联合举办湖北乡村工作人员训练班。该训练班共培训了1000多名志愿到农村工作的学员。[33]这些学员奔赴农村后，以办夜校、平民学校和组织宣传队为工作中心，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农民抗日救亡工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而使“乡促会”在天门、应城、黄冈、嘉鱼、崇阳、沙市、石首、宜昌、襄阳等50几个县的广大农村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此外，共产党人主办的应城汤池训练班和黄安七里坪训练班，也为农村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正是这些团体和组织的辛勤工作，极大地调动全省农民抗日的积极性。“我们是田地上的农人，国防上的战士”[34]成为全省农民共同的声音。在天门，就连小孩做游戏时也挺着胸膛，精神抖擞地喊着：“一二三四，努力奋斗，打倒日本！”[35]阳新的农民喊出，“日本强盗如果来了，我们总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要说逃，我们也不能把田地、房屋背着走呀！逃是死路一条，要是白白等死，那还不如团结起来与他们拼。”[12]汉阳农民萧文安，将自己仅有的一块山地卖掉，捐款100元；萧茂之卖掉4亩湖田，捐款200元，作为组织抗日武装的购枪费。[36]由此可见，抗日救亡运动所撒播的抗战种子在全省农村已生根发牙，这无疑为湖北抗战准备了强大的后备力量。
　　上述情况表明，七七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当局对民众救亡运动的认可，加之具有丰富民众运动经验的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全民性的抗日救亡浪潮在荆楚大地汹涌澎湃。它对推动全省同胞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武汉会战的到来，湖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到另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