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进行，东正教的僧侣勾结部分贵族极力反对改革，保守势力与彼得政府的矛盾不断加剧。东正教反政府的政治案件不断增加。据统计，“1699年6起，1700年16起，1702年12起，以后，每年大约10—12起。从当时的全部政治案件来看，东正教的案件占有很大比例。”[3]158除了部分旧贵族和教会反对之外，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改革也是持冷漠和怀疑态度的。18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经济学者波索什科夫说，只有彼得等少数人意识到学习西北欧民族变革图新的好处，大多数人对西方的反应则不同。“我们伟大的君主为此劳筋累骨，可是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做好，因为按照他的意愿办事的帮手不多，他以一当十地冲上山去，可是成百万的人却往山下跑。”[4]219虽然这其中有些夸大事实，但是彼得一世改革在当时遭到广泛的质疑是显而易见的。
　　彼得一世改革为何遭到旧贵族和僧侣反对，且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呢?当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触犯这部分贵族和教会的利益，但这不是他们反对改革最主要的原因。这部分势力反对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大心理。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俄国成为东正教惟一独立的堡垒，这使俄罗斯人觉得自命不凡。俄罗斯人要求维护民族旧传统的完整性，杜绝外来渗透。他们无可怀疑地､虔诚地信仰上帝，而不信任人的力量。这些人认为，现实是完美的，任何的变革都会触动上帝安排好的秩序，因此必须禁止[4]220。同时，他们对于正在改变欧洲其他地方的伟大变革不屑一顾。所以对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他们在内心是很仇视､很恐惧的。例如:世袭大贵族､东正教总主教伊欧阿基姆坚决抵制西欧对俄国的影响，他认为“穿西装和任何一项革新都是叛教行为”[3]152。伊欧阿基姆死后，其拥护者继续反对改革，他们认为“外国人在俄国经商，会导致俄国商业的萧条，最后，使俄国商人贫困，因此，最好把外国人通通赶出俄国土地”[3]152。更有甚者，伊欧阿基姆的继承人､世袭大贵族､东正教总主教阿德里安诽谤彼得的改革政策，说什么“俄国风俗的败坏，究其原因，就是同外国人来往的结果”[3]152。在当时的情况下，彼得一世的改革作为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与旧的事物发生冲突，这是每一个民族的每一次改革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二种保守力量是改革损害了其既得利益的社会成员，其主要构成是世袭大贵族阶层。他们反改革的活动与争夺政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世袭大贵族采取种种手段破坏改革，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世纪90年代末索菲娅煽动射击军叛乱和1718年得到大贵族和上层教会势力支持的太子帮事件。
　　从改革一开始，彼得一世与世袭大贵族间就发生了分歧，其根本原因是彼得一世的改革政策损害了这部分世袭大贵族的既得利益。第一，彼得一世打破了贵族世袭任官制度，使他们失去了许多特权。彼得一世执政前，凡世袭大贵族出身，无论其贡献大小，能力高低，一律做官，并享有免服兵役､免纳税和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的特权。彼得一世执政以后，废除了世袭贵族任官制度，任命一些能力强､功勋卓著､非贵族出身的人充当各级官吏，一些原来的世袭贵族则被免职。同时，他规定贵族也要服兵役，贵族青年入伍必须从士兵做起，经过培训，逐级提升，而且贵族也要照章纳税､捐款献船等等[3]151。第二，彼得一世实行了与世袭大贵族完全不同的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以索菲娅为首的一批世袭大贵族为了自身利益，实行一条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的纲领和方针政策。而彼得一世改革就是打破旧的制度，实行新的方针政策，这是世袭大贵族不愿看到的，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改革。
　　在彼得一世改革的过程中，上述两股保守势力共同构成了改革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这两种保守势力又有共同点，即都希望保持现状，反对改革。二者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前者主要是安于现状，害怕改革打乱原有的秩序，害怕国家状况更加糟糕;后者则是担心现状的改变会损害自身的利益，考虑得更多的是自身的既得利益。总之，两种保守势力对彼得一世改革构成了巨大威胁，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改革的进行。
　　
　　二､国内阻力被成功化解的原因
　　彼得一世的改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相反遭到了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改革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