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自建安元年在许昌屯田开始兴修水利,以后于颖汝两岸接连兴修,邓艾时规模最大,相继在汴､睢､泗水上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收到了不少效果｡邓艾屯田之先,吴人常攻淮南,破坏芍陂,以致于攻击汉水中游的桓中灌区｡司马懿计划广开水利屯田,多积粮食,用于攻守｡令邓艾勘查陈､项以东至寿春｡经过考察,邓艾认为这一地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并且著《济河论》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2](P255)根据考察邓艾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
　　司马懿看后,非常满意,采纳并实施了｡从正始二年(241年)起,魏国在淮南､淮北广开河道,大举屯田｡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眊水源头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从此,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魏国在东南的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强｡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便可乘船而下,直达江淮｡军资粮食有储备,又没有水害｡可以说,曹魏政权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特别是后期,邓艾的兴修水利的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淮水以北支流除颖水外,汴､睢､汝､泗亦有水利兴建｡建安初年,即于襄邑附近睢水支流太寿水上筑堰作陂种稻｡史载黄初年间“郑浑为沛郡太守,郡居下湿,水涝为患,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兴陂眎,开稻田,郡人皆不以为便,浑以为终有经久之利,遂躬帅百姓兴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郡中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2](P254)这是引汴水灌溉｡同时,“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战之具,眎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也｡”[2](P254)这是引汝水灌田,西晋泰始年间也曾在汝水上重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田一千五百余顷｡到北魏太和年间,薛虎子为徐州刺史,因郡内良田十余万顷,水陆肥沃,而且“泗､汴通流,足以灌溉”,于是建议朝廷屯田耕戍,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是引汴水和泗水灌田的｡
　　曹魏时期兴修的这些水利工程,少则灌田千余顷､数千顷,多则灌田万余顷､数万顷,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到曹魏后期,北方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得到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史称是时“关中丰实”,扬州“公私有蓄”,沛郡“比年大收,顷亩岁增”,曹魏境内“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这种情形,与汉末之凄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曹魏兴修的这些水利工程,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由于战乱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曹魏屯田兴水利,又只求见效快,数量大,因而耕种方法和水利工程很粗糙｡所以到西晋时人口渐增,雨涝太多,曹魏陂塘因质量不好,决溢为灾,水患问题非常严重,史载三国两晋时期,江淮流域的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都经常受到洪水袭击,有时“浮漂屋室,杀人损秋稼”[4](P113)西晋咸宁四年,淮河流域又一次发生了大水灾,非但五谷不收,连人居住的地方都成了问题｡于是杜预提出了置废排水的建议｡并且指出了水涝原因､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施｡“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眎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2](P258)在他看来水涝的原因是降雨太多,蓄水太多,陂堰质量不好,人口增多,以前的耕作方法落后等等,建议朝廷“其汉氏旧陂､旧眎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其旧陂眎､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2](P258)西晋王朝这次大范围､大规模､因时因地的水利布局调整与修浚,不仅提出了水利事业综合治理的理论,完善了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合理布局,而且也为后世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解放后国家大规模治理淮河时,许多专家就曾对这一历史时期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建设作过认真科学的分析｡
　　三国两晋时期江淮流域水利建设主要是政治军事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多带有军事性质,采取军士屯田或军事组织的民众屯田,大多是直接为供应军队的粮饷而修的水利,虽开发工程的质量不如两汉和隋唐,但数量颇多,这些塘陂与湖泊相连,星罗棋布,滋润着江南块块良田,南方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而水稻生产的发展又必须依赖水利设施的完善,“衣则成人,水则成田”[5](P51)这条谚语比喻的正是稻田与水利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成就对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这一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田耕地的利用,江淮流域许多未开发的不毛之地,也因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不仅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中国的经济区域进一步扩大,而且为后来南北的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创造了条件;再者,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兴废不仅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在这一地区水利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全面统筹､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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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杜文玉.南唐史略[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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