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林家有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到过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的人士都会看见，庄四楼的显眼处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中山大学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研究中心”，这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为了申报国家教育部研究基地时经学校批准成立的一个研究中心，后来我们没有人选研究基地，但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却被评为教育部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此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仍在“营业”在运作，“中山大学政治社会研究中心”却不了了之，但那块牌子仍然挂在那里，没有取下来，这虽显得有点滑稽，但也反映了我们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同仁的思考，尤其是多少体现了我的看法。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经过我国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学者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发展和创新，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步和发展，出版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一些利用中外文新资料，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发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已经响誉学术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看到我们研究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不足和缺点。所谓不足，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急功近利价值观催生了不少短、平、快的作品，在浮躁心态下做研究，出不了大师，出不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反映时代智慧的高水平的著作，所以“跨时代的人”，出不了跨时代的著作；二是方法单纯，许多学者研究历史使用的方法，既不新又不旧，所出版的一些成果，可能材料有所增加，陈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创新性不够，未能给人治史的智慧和启迪。有些作品又盲目地搬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维，随心所欲地乱说一通，将原来已经清晰的问题搅得糊涂不堪，对于一些人和事作出反主流的说法，哗众取宠，将历史学弄成是任人摆布、愚弄人民的不知数。正由于这些所谓乒主流派的人士的高见，人家说是，他就说非，人家说非，他便说是，弄得历史已无诚实可信，无是非可言，无真实可言，悲哉!历史学!何谓历史?当然历史不仅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近代中国历史也不能解释为仅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不只是阶级斗争史、革命史，或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广义的历史应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简而言之，昨天以前发生的事都是历史。我们的研究就是用我们的思维、立场和方法去整理和归纳历史的经过，力求弄清事实真相，给人们一个较为客观的说法，使人从中得到智慧和启迪。但是，历史是真实的，而我们要做到求真求实，由于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很不容易做到，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因此，历史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研究、去探索、去补充、去发展和创新。历史只有创新才有生命，重复旧说，研究旧课题，从真理不怕重复的角度看，也不应受指责，但要尽量减少避免重复劳动，浪费时间和精力。历史学的使命应该是研究新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学的使命和本身发展的需要。 但是，中国近代史应该如何创新?我说不好，也不敢乱说。我粗浅认为，应该做的事还很多，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的问题还不少，但研究应该有主次，现在做史的人多，什么问题都应该有人去研究，然而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一定的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研究重点，重点突破与全面铺开结合起来，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全体，这应是不变的规律。没有重点，也就没有一般，全面出击，等于不出击，所以集中力量干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课题势所必然，也不能不然。 近代中国的

主题是什么?我曾说过是中国的近代化。所谓近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它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人的近代化多个方面的内容。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把从这时发端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近代时期。这时期的贤达志士、文人学者所追求的近代化就是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也就是实现由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使中国的国力达到一个高的水平．然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不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条件下导致的，亦非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的，而是为英国殖民者发动一场推销毒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危害中华民族，获取经济、政治权益的鸦片战争所拉动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化明显地跟英国的工业革命、德意志的社会改革、法兰西的革命导引的社会变迁不同。中国的近代化与欧洲的近代化，乃至北美的近代化不仅道路不同，实现的办法也不一样。中国的近代是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民族复兴、人民觉醒的年代，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转型。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却又以残酷的统治妨碍中国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殖民地化的同时保留了封建主义，始终未能促使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与资本——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保持它落后的半封建经济状态，使其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资本——帝国主义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竭力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阻碍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两大重要因素。所以，近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近代化的任何构想、任何变革方案都不能离开这个历史主题。与其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毋庸说是政治问题。政治环境不好，经济环境也不会好；只有政治好，经济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振兴，国家才会富强。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它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党政治、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等等内容．既往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着重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稳，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提高。中国近代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以往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点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仍然很大，对控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的政治变迁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着更加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政治史的重心有从革命战争、政党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各面向广义政治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水平的客观要求。借用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对政治的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即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作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和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加强研究的重大课题。 将“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用社会的变动来检验政治，以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人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的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 野的扩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

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高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也许会有所作为，会做出新的贡献。 这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我们仍然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研究中心”牌子挂在永芳堂四楼显要地位的原因，也是本文提到的“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的因缘。以社会作为舞台，以政治人物的政治表演作为重心，用社会的文明、进步作为衡量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转型的标尺，在方法上必须更新，如能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阐释历史过程，也许会使历史更加清晰和真实．和未来结合起来，避免历史脱离现实的弊端，这样做也许能引起治史者思维的变化和视野的拓宽，使历史更具思想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总之，历史学者只有眼睛向下透视社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解说清楚才算有本事。社会问题不解决，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可能进步，社会不进步、不文明，政治也不可能文明。所以，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是相伴相随，同步前进的。近代中国政治不仅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中心内容和基础背景，而且也是检验政治成果的试验场。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说明过去，更重要的在于让历史启迪今人，告诉未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人们更好地珍惜现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建设理想的美好社会。 [作者简介] 林家有(1937—)，男，广东廉江人，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