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禅让制度的一些看法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Ⅰ、大家天下
学界基本上都承认禅让这种政权交替形式的存在，并认为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
但本文所想指出的，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权交替形式并非后世所誉的“天下为公”的禅让。为了有所区分，本文暂且把古时政权交替形式分为三类：
一、“天下为公”的禅让继承；
二、“大家天下”的氏族血统继承；
三、“小家天下”的世袭继承。
夏代以前的五帝和禹时期——而不仅仅是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应该是第二种：“大家天下”制度。所谓“大家天下”是指政权在氏族部落血缘范围内实现交替并制度化的一种政权交替形式。这就有别于让与全天下人的禅让和传嫡长子的世袭。
《史记·五帝本纪》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重华。……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史记·夏本纪》载：
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从颛顼到禹都被列为了黄帝苗裔，但他们并不像后世那样是作为嫡长子来践帝位的。《尚书·尧典》载：“帝曰：‘明明扬侧陋。’”《史记·五帝本纪》解释这句话为“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这就是说践帝位者必须是帝胄。但像舜这样举于布衣，也是后世不可想象的。而后世如兄终弟及等对嫡长制度的补充则有可能为这种“大家天下”制度的孑遗。
《史记·五帝本纪》载：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这里的所谓“国号”，应当是氏族的名称。而“国号”的问题，下文将在“传子之说”中有所涉及。
从有熊氏到有虞氏，政权是在黄帝部落的诸多“氏”中交替的，而这些“氏”是有血缘渊源的，这就保证了黄帝部落对整个酋邦的长期控制。
《史记·五帝本纪》载：
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淮南子·齐俗》载：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可见黄帝部落是在不断征伐的。通过对其他部落的征服而建立一个以黄帝部落为权力中心的酋邦。“组成这种部落联合体的部落之间就不一定具有血缘渊源.”(1) 因此在酋邦中保持权力掌握在黄帝部落手中，血缘渊源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政权在众多“氏”中更替，即使舜为布衣，但如为黄帝后裔，也可因贤能而践帝位，则可践帝位者的范围较后世而言是相当广泛了。但因为范围还是限制在黄帝苗裔之间，所以称之为“大家天下”。
而在黄帝部落仅是单个部落，而非统治一个酋邦时，可以认为此时是处于“天下为公”的禅让时期，部落内部实行禅让。
Ⅱ、传子之说
从传说的古史中的黄帝至今五千年，而自夏以降有约四千年。那么五帝时代大约历经千年之久，这是令人生疑的。这一个漫长的历史年代绝不会仅存在过寥寥几位帝王。
对此我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史有缺失。纵使在现代，普通人也难以把自宋以来千年中的所有帝王一一列出，就连列出一半大概也不可能。所以仅仅依靠口传而保存下来的上古历史，缺失了一部分是极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肯定的。这千年中必然出现过众多帝王，但最后只有几位功绩显赫的帝王的名号得以留存下来。
如果我们只知道汉朝有汉高祖和汉武帝，那么在我们向他人转述汉史时，会很自然地在叙述汉高祖后接着讲述汉武帝，而毫不在意地略去了二者之间几位帝王数十年的历史。所以上古历史虽然缺失了很多，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连贯的历史。
第二种，是我要重点讨论的“传子之说”。
《大戴礼记·五帝德》载：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解释不足信。如果认为五帝之称非个人名号，而类于后世朝代名称，就像夏商周一样，如此就容易理解了。故称“尧”，当为尧一代，以“尧”为国号，而第一位（或者最有功绩的）帝王为放勋，陶唐氏人。其它亦然。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每一代中的继承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五帝本纪》载：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这两条记载似乎能给我们这样的联想：尧、舜是有传给儿子的意图的，只是因为子不肖而不得不传给舜、禹。
从上文所载的黄帝部落的众多战争中可以看出黄帝部落对整个酋邦的统治权是受到其它部落的挑战的，或者与其争夺统治权，或者企图摆脱其统治。因此酋邦内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将变得十分重要，他将使各个部落服从于黄帝部落的统治，而一旦叛乱发生，他又将有能力镇压叛乱，维持酋邦不被分裂。所以帝位的继承者应当在继位前在酋邦中建立起威信，这样才能在继位后对酋邦实行有效的控制。如舜“摄天子之政”28年，而禹为17年。
如果帝子年幼或不肖，一旦即位，将有可能导致酋邦的分崩离析，这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完成由传贤到传子的转变，必然是黄帝部落对酋邦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和氏族部落间融合的不断加深的结果。
“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袭制早在游团阶段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2)
颛顼、喾的继位并无提及先帝之子不肖，可以推测颛顼、喾的时代也许还没有出现传子的习惯。再看尧、舜，子不肖则传贤。正因为尧舜禹时期已有传子传统，所以舜、禹践帝位是都不免要做一番辟帝子的仪式，“不得已”而为帝，这样就可以看出古时政权交替形式的演变：
一、黄帝、颛顼、喾时期，传贤不传子：
二、尧、舜时期传子，子不肖则传贤；
三、禹以后传子不传贤。
所以自启始的“家天下”，只是这历史渐变的必然。
作为帝子，终日跟随在帝王身旁，耳濡目染，又受帝王言传身教，贤能应当高于同辈。当先王死后，其老臣已老，而帝子年青有为，自然常传与帝子，日久便成传统。偶有子不肖或子幼，不可为帝，便传与他氏贤能。所以传子是相当自然的，但传的是贤子，这与后世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只是表面上的一致，而有本质上的不同，仍可算入“大家天下”的范畴。不过传子不传贤的历史趋势已显现出来了。世袭继承已是历史的必然。
Ⅲ、启的继位
《史记·夏本纪》载：
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但《史记·五帝本纪》载：
益主虞，山泽辟。
《史记·夏本纪》载：
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可见益并非是“佐禹日浅”而“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的。
《战国策·燕王哙既立》载：
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古本《竹书纪年》载：
益干启位，启杀之。
《史记·夏本纪》载：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
看来启有可能是经过了一番斗争才得以践帝位的。而这一番斗争也许正是一场正统与非正统之战。
《国语·郑语》载：
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
《尚书·尧典》载：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 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所以“伯翳”与“益”应该是同一人，故秦应为益之后。
《史记·封禅书》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暤之神……
《说文解字》载：
嬴，少暤氏之姓。
少暤是属于东夷部族的，那么益自然也是东夷部族的。
但《史记·秦本纪》又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这大约是受了《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少昊孺帝颛顼于此”一话的影响。
显然如果东夷部族的益继位成为酋邦首领，这就意味着黄帝部落对酋邦控制权的丧失。
禹在荐益前曾荐皋陶。“皋”与“暤”音同，皋陶大约也是东夷部族的。可
学界基本上都承认禅让这种政权交替形式的存在，并认为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
但本文所想指出的，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权交替形式并非后世所誉的“天下为公”的禅让。为了有所区分，本文暂且把古时政权交替形式分为三类：
一、“天下为公”的禅让继承；
二、“大家天下”的氏族血统继承；
三、“小家天下”的世袭继承。
夏代以前的五帝和禹时期——而不仅仅是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应该是第二种：“大家天下”制度。所谓“大家天下”是指政权在氏族部落血缘范围内实现交替并制度化的一种政权交替形式。这就有别于让与全天下人的禅让和传嫡长子的世袭。
《史记·五帝本纪》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重华。……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史记·夏本纪》载：
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从颛顼到禹都被列为了黄帝苗裔，但他们并不像后世那样是作为嫡长子来践帝位的。《尚书·尧典》载：“帝曰：‘明明扬侧陋。’”《史记·五帝本纪》解释这句话为“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这就是说践帝位者必须是帝胄。但像舜这样举于布衣，也是后世不可想象的。而后世如兄终弟及等对嫡长制度的补充则有可能为这种“大家天下”制度的孑遗。
《史记·五帝本纪》载：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这里的所谓“国号”，应当是氏族的名称。而“国号”的问题，下文将在“传子之说”中有所涉及。
从有熊氏到有虞氏，政权是在黄帝部落的诸多“氏”中交替的，而这些“氏”是有血缘渊源的，这就保证了黄帝部落对整个酋邦的长期控制。
《史记·五帝本纪》载：
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淮南子·齐俗》载：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可见黄帝部落是在不断征伐的。通过对其他部落的征服而建立一个以黄帝部落为权力中心的酋邦。“组成这种部落联合体的部落之间就不一定具有血缘渊源.”(1) 因此在酋邦中保持权力掌握在黄帝部落手中，血缘渊源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政权在众多“氏”中更替，即使舜为布衣，但如为黄帝后裔，也可因贤能而践帝位，则可践帝位者的范围较后世而言是相当广泛了。但因为范围还是限制在黄帝苗裔之间，所以称之为“大家天下”。
而在黄帝部落仅是单个部落，而非统治一个酋邦时，可以认为此时是处于“天下为公”的禅让时期，部落内部实行禅让。
Ⅱ、传子之说
从传说的古史中的黄帝至今五千年，而自夏以降有约四千年。那么五帝时代大约历经千年之久，这是令人生疑的。这一个漫长的历史年代绝不会仅存在过寥寥几位帝王。
对此我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史有缺失。纵使在现代，普通人也难以把自宋以来千年中的所有帝王一一列出，就连列出一半大概也不可能。所以仅仅依靠口传而保存下来的上古历史，缺失了一部分是极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肯定的。这千年中必然出现过众多帝王，但最后只有几位功绩显赫的帝王的名号得以留存下来。
如果我们只知道汉朝有汉高祖和汉武帝，那么在我们向他人转述汉史时，会很自然地在叙述汉高祖后接着讲述汉武帝，而毫不在意地略去了二者之间几位帝王数十年的历史。所以上古历史虽然缺失了很多，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连贯的历史。
第二种，是我要重点讨论的“传子之说”。
《大戴礼记·五帝德》载：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解释不足信。如果认为五帝之称非个人名号，而类于后世朝代名称，就像夏商周一样，如此就容易理解了。故称“尧”，当为尧一代，以“尧”为国号，而第一位（或者最有功绩的）帝王为放勋，陶唐氏人。其它亦然。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每一代中的继承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五帝本纪》载：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这两条记载似乎能给我们这样的联想：尧、舜是有传给儿子的意图的，只是因为子不肖而不得不传给舜、禹。
从上文所载的黄帝部落的众多战争中可以看出黄帝部落对整个酋邦的统治权是受到其它部落的挑战的，或者与其争夺统治权，或者企图摆脱其统治。因此酋邦内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将变得十分重要，他将使各个部落服从于黄帝部落的统治，而一旦叛乱发生，他又将有能力镇压叛乱，维持酋邦不被分裂。所以帝位的继承者应当在继位前在酋邦中建立起威信，这样才能在继位后对酋邦实行有效的控制。如舜“摄天子之政”28年，而禹为17年。
如果帝子年幼或不肖，一旦即位，将有可能导致酋邦的分崩离析，这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完成由传贤到传子的转变，必然是黄帝部落对酋邦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和氏族部落间融合的不断加深的结果。
“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袭制早在游团阶段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2)
颛顼、喾的继位并无提及先帝之子不肖，可以推测颛顼、喾的时代也许还没有出现传子的习惯。再看尧、舜，子不肖则传贤。正因为尧舜禹时期已有传子传统，所以舜、禹践帝位是都不免要做一番辟帝子的仪式，“不得已”而为帝，这样就可以看出古时政权交替形式的演变：
一、黄帝、颛顼、喾时期，传贤不传子：
二、尧、舜时期传子，子不肖则传贤；
三、禹以后传子不传贤。
所以自启始的“家天下”，只是这历史渐变的必然。
作为帝子，终日跟随在帝王身旁，耳濡目染，又受帝王言传身教，贤能应当高于同辈。当先王死后，其老臣已老，而帝子年青有为，自然常传与帝子，日久便成传统。偶有子不肖或子幼，不可为帝，便传与他氏贤能。所以传子是相当自然的，但传的是贤子，这与后世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只是表面上的一致，而有本质上的不同，仍可算入“大家天下”的范畴。不过传子不传贤的历史趋势已显现出来了。世袭继承已是历史的必然。
Ⅲ、启的继位
《史记·夏本纪》载：
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但《史记·五帝本纪》载：
益主虞，山泽辟。
《史记·夏本纪》载：
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可见益并非是“佐禹日浅”而“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的。
《战国策·燕王哙既立》载：
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古本《竹书纪年》载：
益干启位，启杀之。
《史记·夏本纪》载：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
看来启有可能是经过了一番斗争才得以践帝位的。而这一番斗争也许正是一场正统与非正统之战。
《国语·郑语》载：
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
《尚书·尧典》载：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 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所以“伯翳”与“益”应该是同一人，故秦应为益之后。
《史记·封禅书》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暤之神……
《说文解字》载：
嬴，少暤氏之姓。
少暤是属于东夷部族的，那么益自然也是东夷部族的。
但《史记·秦本纪》又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这大约是受了《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少昊孺帝颛顼于此”一话的影响。
显然如果东夷部族的益继位成为酋邦首领，这就意味着黄帝部落对酋邦控制权的丧失。
禹在荐益前曾荐皋陶。“皋”与“暤”音同，皋陶大约也是东夷部族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