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节约开支，还要“少缓不急之役”，减少对将帅们的赏赐。比如给大将刘光世赐造宅钱，槽司收买建房木材一事，廖剐认为刘光世虽独当一面。但没有直接对敌交战，初无尺寸之功，赐第不仅助长军将们的骄奢之心。还增加财政开支，且颇为民害，应当立刻停止这种滥赏行为。再比如对“杨沂中预借三年酒息钱三十万贯，及别借二十万贯相兼回易”之事，廖刚也是上奏章极力反对，认为国家频年不尝出师。军费没有大的开支变化，且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辄借四五十万缗，诚为无谓，”朝廷对此类请求应该必不可从。廖刚虽再三上章反对，但高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要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还要选汰冗兵，减少州县妄费。廖刚认为军队虽然是保卫国家、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抵御外族入侵必不可少的工具，然兵贵在精，不在多。可事实上是“今日诸将之兵，冗滥甚矣。”要想体念国民，节省军队经费开支，就要对军队士兵进行选择，淘汰其不能披挂战斗的冗员，“以十二三为率”。对无家可归愿意留下来的，作为屯田士兵，使他们“自食其力，且资以供亿吾军，庶东南凋瘵之民稍获苏息，而屯戍可以久远不废，是一举而两得”。杨时和廖刚等人认为实行“营田、屯田事”。可以解决军粮的采买、供应、运输等问题，缓解东南民困财乏的状况，“此实足财用之本源”，“一日不可忘也”。虽然高宗朝君臣对屯田、营田都很重视，一再努力。但由于人不偿费，加之军不习耕，扰民等原因，导致“成效总是不够显著，甚至可说是很微小的”。
　　对军队裁减冗员，对地方上的冗费也要裁减。如州县对地方官员任罢的迎来送往，花费甚多。比如一帅臣的到罢，迎送接请，小郡要花费数千缗，大郡则要花费数万缗之多!官员们虽然都知道“国家岁入之不支”，但他们出于私心，“鲜有能为国家爱惜财用者”。既然任罢的官员们不体谅朝廷入不敷出、民病供亿的难处，廖刚尖锐地指出，应该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也要对迎来送往的规格进行限制。若有违反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或因缘为奸者，并痛治之”。但事实上讲排场、图享受是封建社会流行的风气，大多数官吏是不会有廖刚这样的想法，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为自己、为本官司多捞取些好处。
　　廖刚在中央任职多年，对财政困难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任地方官亦为时不短，对具体的财政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榷盐，从汉武帝时起，封建国家就对盐实行禁榷，增加国家税收。南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对盐实行征榷。廖刚认为：榷盐，官府虽获厚利，“而盗贩者终不可止，徒使狱讼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长食贵盐耳”。认为禁榷十贩运私盐活动更加猖獗，虽说国家禁盐，其实是“禁榷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为愈，弛之则人得而贩，其价自平，奸民不得擅其力矣。”廖刚认为盐禁就应该放开，允许百姓私相煎卖，同时要注意不能收重税，才能使“公私皆便”。
　　廖刚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个民族危亡、困难重重的时期，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使他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巩固南宋小朝廷的统治，他提出的节流、开放盐禁、减免百姓赋税及对和买银的建议，都能切中时弊，是缓解南宋财政问题很有效的措施。司马光讲天地生财是个定数，借用司马光的话，地球上储存的资源也是个定数，不能再生。虽然廖刚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提出建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维护君权、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他所主张的“节流”经济思想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精神，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