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太平天国战争；耕牛；湖州；嘉兴

　　〔论文摘要〕 从明初一直到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的较广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分布景观。这种地理分布的形成，受制于各地区不同的水系情况、土壤条件、作物种类及耕作技术。太平天国战后移民带来的牛耕，虽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的耕作传统，江南的发展依然按照战前的道路进行着。
　　
　　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铁搭替代耕牛是农业史上一个惹人注目的现象。陈恒力和王达等学者认为，铁搭的普及是由于耕作技术、小农经济和赋役条件造成的；还有一些学者则将原因归结为人口压力。但明清以来江南牛耕逐渐减少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陈恒力与王达还首先注意到太平天国战争对于江南犁耕再次普及所起的作用。(1)
　　明清以来江南的牛耕历史，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其一，从时间上看，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战后耕牛数量的变化，他们根据《乌青镇志》的记载，认为战后牛耕得到普及。实际上，在江南绝大部分地方，以民国和土改时的材料看，太平天国战前和战后耕牛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二，从地区差别上看，江南各地区由于在地貌和种植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太平天国战前还是战后，耕牛数量分布在各府(州)县差异甚大；就是一县之内，也有差异。既然存在这种差异，就不能笼统地说江南牛耕的变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分析每一个县的情况的基础上，重新厘清耕牛数量的区域分布，这样就可以找到各区域耕牛数量差别的真正原因。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湖州府和嘉兴府进行讨论。湖州府和嘉兴西部地区是明清以来传统植桑区，嘉兴中东部则以水稻种植为主。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作物种植结构，也决定了耕牛数量的多少，最终影响了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一、湖州：垦而不耕

　　《永乐大典·湖州府》记载：“旧编云农家畜水牛……今乡土水牛有乌、白二种，止用耕稼，牸者或取乳。……黄牛角屈向前者呼沙牛，少畜，水乡不用负挽，又不能取酥也。”(2)明代永乐年间，湖州府牛以水牛为主，用于农耕；而黄牛数量很少，并不用于耕地。明末清初，在《沈氏农书》的记载中，描写归安、桐乡之交地区农民翻土的词皆用“垦”，按“牛拉犁翻土叫‘耕’，用人力使铁扒翻土叫‘垦’”(3)，故耕地以人力为主，而非畜力。又沈氏详细记载了猪、羊的情况，并对农家饲养猪、羊极为肯定，却未提养牛之事，可见牛在明末清初湖州地区农业上的地位并不重要。清代中叶，耕牛数量也很少。道光《武康县志》卷5《地域志·物产》毛之属下各种家畜的排列顺序依次是“猪、羊、牛、犬”，当地家畜以猪、羊为大宗。该志在“牛”下又注称：“山乡畜以耕田”，言外之意，平原地区用于耕田并不普遍。
　　农家饲养水牛的主要功用并不是用于耕地，而是作为作坊的动力。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图·物产下》引《南浔志》记载：“浔地用以转磨，油车用水牛，面坊或用黄牛，私宰鬻食者假名鹿肉，虽屡禁不能止也。”耕牛也不是戽水的主要动力，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引《农事幼闻》记载当地的“水车之制”，内云：“绝大者用牛牵盘以运轴，或三、四人立而踏转之，更用风帆以转轴者。其小者则一人坐而手摇之，吾乡并不经见。吾乡之车辆，人坐而踏之最为适中。”《农事幼闻》成书于道光末年。从中可见，在太平天国战前，畜力、人力和风力是南浔水车动力的三个来源，但以人力为主，牛只用于非常大的水车。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湖州府大量人口死亡。1858年，湖州府人口约298.9万，战后仅存63.2万，损失率高达78.9%。(4)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迁入，也引起了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记载：(注：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张氏《补农书》云吾乡田不宜牛耕，盖其时用牛耕者甚少)，其耕者具有锄、犁，有水盘。其用锄、犁，以绳系之牛肩，牛负以行，且行且耕，垦土治草并属便利；其用水盘，以水车衔接于盘，而使牛负之旋转以行，蓄水泄水皆极适用，既省费亦省功。乡民近年亦有用牛力耕田者。惟劳力置牛，恒以资租赁。)
　　外来移民带来了耕牛，用于犁地和抗旱排涝。由于耕牛省费省功，故“乡民”也逐渐使用。志书编者并推测明末清初牛耕者甚少，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虽然太平天国战争导致当地耕牛较前普及，但其数量不容乐观，从“惟劳力置牛，恒以资租赁”可以看出，由于饲养牛成本高，许多普通农民并没有置牛，而是以租赁为主。
　　乌、青两镇的情况并非是特例，南浔也是这种情况，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引《温鼎见闻偶录》记载：(注：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开垦，污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年，湖北人蔓延郡东，凡一圩中，无主荒田无不占踞耕种，搭盖草棚，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
　　南浔镇约有30%的土地乏人开垦，西山地方荒田尤多，这就给外来移民垦荒提供了条件。只是外来人口补偿并不多，据葛庆华的研究，宣统三年(1911年)，移民及其后裔占湖州府全部人口的41.1%。(5)一般说来，移民人口增长速度要高于土著，故太平天国战后移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比这一数字还要低。由于移民的数量以及所占的土地在当地并不占优势，因此牛耕的普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外市场对于生丝和丝绸的需求量依然很大，由于植桑获利更多，同时由于土壤条件宜于植桑，湖州的蚕桑业并未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衰落。民国《德清县志》卷4《食货志·农桑》记载了该县田地土壤和耕作技术，内云：(注：清邑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山多砂石，故近山田地皆硗确；水势流滥少停蓄，故近水田地皆粘埴。地必岁罱泥以培之，田必屑豆饼以粪之，否则不能望地。德之滋生也，以硗确粘埴之故，牛鲜能犁，必人之强有力者尽力耕治。又无水泉灌注之滋，故经旬不雨，必戽车引水而入；无高原放水之便，故数日积霖，必踏车引水而出。)志书指出该地田地，或因贫瘠，或因黏性过大，造成“牛鲜能犁”的现象，而铁搭正可解决这一问题。水稻和桑树对于土壤和耕作技术的要求迥然不同。稻田耕作层下的犁耕层，可以起到保水保肥的作用，而这对于植桑来说却是不利的。湖州桑蚕独甲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壤条件和深耕技术。民国《德清县志》引《西吴蚕略》云：“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属独甲全国(德清次于长兴与吴兴)，不独尽艺养之宜，亦治地得其道焉。厥土涂泥，陂塘四达，水潦易消……地利既擅，人功尤备，以桑之喜疏也，垦必数四，深必尺余，以桑之宜培也。”(6)用牛犁地的一个坏处是犁地浅，一般三寸，不超过四寸；而铁搭可以深耕，可达六、七寸，甚至尺余。(7)植桑也不需要戽水，因此对于耕牛的需求也不迫切。从耕作技术来看，桑地耕牛少是自然的事。
　　湖州民国年间和1950年代初的家畜饲养情况可以证明此点。在德清县，家畜以猪、羊为主，耕牛次之；牛之中，以水牛为主。据1948年统计，武康、德清两县有牛1561头，1949年之后，由于发展生产，耕牛添置渐多，1956年为3846头。(8)土改没收地主财产进行分配时，洛舍、城关、下舍和新市四区共没收地主耕牛40头，地主耕牛尚且如此之少，更不必说一般农民了。在耕牛稀少的情况下，水田引水和排涝所用的水车，必然以人力为主。在没收地主财产统计中，牛车仅1部。(9)南浔情况类似，“农村家禽(畜)以猪、羊为主，兔次之，耕牛不多。”(10)在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外来移民中的一部分也会如土著一样，植桑养蚕，回归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生产方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