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嘉兴：东西部不同

　　嘉兴府桐乡、石门两县与湖州府吴兴县一样，也是耕牛稀少的地方。陈恒力和王达认为：“直到清末，桐乡牛耕才渐多。明末清初是多用人力垦翻。”(11)光绪《桐乡县志》从地形条件解释了耕牛少见的原因。该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指出：“吾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亦须人看管”，于是出现“吾地以人耕”的现象。明代后期桐乡人张履祥则认为，出于经济考虑，农民种植不同的作物，由此导致对牛需求的不一样。他说：(注：盖吾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12)和稻田相比，桑地不需要更多排水、灌溉、劳力和肥料等条件，且获利多，故桑地得到普及。在桑树广泛种植的条件下，稻田经济地位下降，全县所需耕牛的数量自然就少了。张履祥接着比较了桐乡和湖州、嘉兴两府其他一些县在桑地种植面积上的差异。他说：“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明末清初江南各县中，桐乡桑地在全部田地中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桑树广泛种植，其耕牛数量在江南各县中是最少的。
　　石门县和桐乡同处嘉兴府西部，与湖州府毗邻，地理环境和农业结构完全相同。太平天国战争前牛也甚少，光绪《石门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就记载：“徐王熙曰：农人戽水全资人力，不若他邑之借力于牛。”和周边地区不同，农民戽水以人力为主。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嘉兴府65.7%的人口损失，和湖州府一样，同属外来移民迁入地区。(13)如桐乡乌镇区民东乡第三村，该村的特点是来自台州、温州、绍兴、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的外地人多。这些人在土改前没有土地，只能租一部分田耕种，土改后才分得了土地和“少数的耕牛和农具”。(14)前引陈恒力等指出桐乡清末牛耕较多，事实并非如此。在桐乡永新和保思两乡，1950年调查共有水牛323头，农民一般养不起牛，有牛者大多是绍兴籍。(15)可见，和吴兴一样，外来移民虽然带来了牛耕，但并未普及。不仅是永新和保思两乡，1950年代的调查显示，桐乡许多村也没有耕牛或者数量极少。(注：直到1960年，桐乡城郊生产队也没有耕牛，石门公社王家弄生产队1949年前只有半头牛。见桐乡档案馆藏档案，编号9-1-143，1960年，37页；9-1-144，1960年，81页。)石门公社(崇德)也是这种情况，“本公社是水稻蚕桑区。饲养绵羊较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平均每户2-3头。但耕牛和生猪数量较少，特别是耕牛，非常缺乏，全公社只有361头。”在这种情况下，“常年均以人力翻耕为主。”(16)因此，土改时崇德全县没收地主耕牛仅10头。(17)桐乡全县(桐乡和崇德)都是这种情况，直到1959年，“耕牛全县共2600头，都集中分布在洲泉、大麻、石门、灵安、炉头、濮院、乌镇等公社的10个管理区，用畜力耕种还不普遍，绝大部分地区靠人力翻掘，故在农忙季节，劳力就显得很紧张。”耕牛少见造成戽水以人力为主，“全县农田都用人力戽水，部份用机械灌溉，共有水车19486部，3174匹马力抽水机361台”。(18)
　　光绪四年《嘉兴府志》卷32《农桑》对嘉兴府属各县耕作情况记载如下：(注：案嘉禾农事，嘉兴、秀水大略相同，至嘉善、平湖，或用牛犁牛车，海盐亦间以牛戽水，石门、桐乡二邑不甚相远。盖土壤稍殊，事力各异。旧志所载特言其略而已。)从“旧志所载特言其略”可知光绪府志所记载的情况是对以前志书的汇总，因此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情况。府志指出，嘉善、平湖使用耕牛较广，海盐次之，嘉兴、秀水、桐乡和石门耕牛较少。府志并解释了各县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土壤稍殊”，故“事力各异”。植桑和种稻对于翻土深度有不同要求，这决定了农民采用牛力还是人力，府志的解释是很独到的。
　　海盐县的情况证明了府志记载的正确。1949至1954年，海盐耕牛数量分别为8400、5952、5399、6806、8153和9189头(19)，比同时期桐乡、石门两县多许多。境内耕牛分布差别很大。明天启四年《海盐图经》卷4《方域篇第一之四》记载：“近水者单车水，稍远者双车，悉用人力；高阜者戽水间用牛车，而耕仍用人云。”只在高阜地区戽水时才使用牛车，这种情况正是光绪《嘉兴府志》所说的“间以牛戽水”。
　　万历二十四年《秀水县志》卷1《舆地·风俗》记载：“四月刈麻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光绪四年《嘉兴府志》沿袭了上述的记载。从“或牛犁”来看，耕牛用于犁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桔槔即水车，“端有车轴，驾牛或用人力，激水上升”(20)。崇祯《嘉兴县志》卷10《食货志·物产》记载：“本地牛最贵，用以打油、车水，非病不宰食，故本地少食牛肉者。”(21)牛的主要作用是“打油、车水”。由此可见，嘉兴、秀水有部分耕地用牛来犁地和戽水。
　　新编《嘉善县志》对该地牛耕的历史这样认为：“《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本地还没有牛耕。清光绪后，由于宁、绍、温、台等地客农大量入境，牛耕开始传入境内。”至“清朝末年，境内始有牛市场，然后出现牛力水车。民国初年，风力水车出现。”(22)《补农书》所记载的地区并不包括嘉善，从上引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看，明末清初耕牛数量并不少见。新编县志对于战后移民情况的记载是正确的。嘉善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甚剧的地区之一。由于人口锐减，战后浙东大量人口迁入，也带来了耕牛和耕作技术。光绪十八年《嘉善县志》卷12《物产》记载：“牛，贩自浙东，土产为少”。其实，太平天国战争之前，该地牛耕应用就较广，耕牛就从浙东输入。
　　就耕牛数量而言，1933年统计全县有牛8320头；1947年水牛3097头，黄牛1851头。1950年，全县总户数5.34万，总人口20.34万，耕牛10188头，水田数55.15万亩，旱地数2.26万亩。(23)据此计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82亩，每户10.75亩，有耕牛户占19.08%，每头牛负担耕地56.35亩。耕地时无牛户多系贫农、雇农，采用铁搭耕地，或者和有牛户换工；有牛户多系中农以上，用牛拉木制犁、耙、耖。对有牛户而言，用牛耕田和使用铁搭是相互配合的。戽水时无牛户采用人力踏步车，中农以上则用牛车。(24)
　　按照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平湖也是耕牛数量较多的县份。光绪十二年《平湖县志》卷2《地理·风俗》记载：“(采张志)凡种田，初春锹沟舂岸，入夏刈麦，遂垦田，或以牛犁，戽水亦多用牛。”张志是张力行所编纂的《平湖县志》，该志刊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年间平湖耕牛较多。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也是这种情况，1936年平湖县有耕牛2.59万头，1949年有2.57万头，耕地60.46万亩，(25)平均每头牛耕种23.53亩耕地，可见耕牛数量是相当多的。
　　杭州府海宁县与海盐和嘉兴毗邻，其耕牛情况可和这两县相对照。乾隆《海宁县志》卷1《土产》载当地家畜有“牛、马、驴、骡、羊、猪”等。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1《物产》记载要详细许多：“按黄牛水牛二种，用以耕稼，水牛为多；用以转磨油车，亦用水牛。面坊或用黄牛。私宰鬻肉者，假名死牛，盖屡禁不能止也。”该地以种稻为主，故水牛在当地水稻生产中得到了较广使用。
　　综上，海盐、秀水和嘉兴耕牛主要用于戽水，耕地则主要使用铁搭；嘉善、平湖和海宁耕牛不仅用于戽水，也用于耕地。嘉兴府属植桑以崇德、桐乡最盛，海盐、嘉兴、秀水次之，平湖、嘉善植桑不多。(26)各县植桑面积越大，耕牛越少用于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