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整理机构的这种分布状况看，全国除西藏、贵州、山西以及台湾未纳入统计外，其他地区均或多或少地设有古籍整理机构。虽然这种分布的覆盖面也算是很广，但并不等于这些机构都能均衡地发挥一个古籍整理机构的作用，这当中，毫无疑问地会有一些以其他事务替代古籍整理，乃至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机构存在。这样一些机构的存在，虽然提高了全国古籍整理机构的数量，却不一定能给古籍整理带来有利的影响，相反，因其存在的困难或虚有其名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倒更有可能影响一些青年人从事古籍整理的信心。
作为古委会直属机构的21个古籍整理研究所(室)，其地区分布也不是那么太均衡。西部的青海、西藏、甘肃、新疆、宁夏五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没有一所古委会直属机构。而另外的一些地区则显然拥有了过高比率的古委会直属机构。应该说，古委会确立哪些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作为自己的直属机构，是有其合理的依据的，并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些机构在古籍整理工作上也作出了显著贡献，并且有不少机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整理和研究特色。但是，在现代社会愈来愈强调协作和集团作战的情况下，拥有高比率的地区如果缺乏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独特个性，不能形成一个古籍整理的核心，那么它与古委会对这些机构提供资助的实际意图显然是不相协调的。
此外，作为高校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四个文献学专业，在地区分布上也稍嫌重叠。这四个专业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除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外，其余3个全部分布在华东地区。如果我们无法在将来在其他地区的高校增设古文献专业，那么目前这四个专业的地区分布就显得不那么合理。由于分布的相对集中，其对招生以及学生寻找工作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与古籍整理机构和古文献专业的地区分布不均衡相类似，研究方向上的重复和无核心，则是专业分布不均衡的一种表现。根据《十年辉煌》关于全国各古籍整理机构有关研究方向的介绍，在可以确知其研究方向的55个古籍所(室)中，其研究方向在3个以上的机构有21个(其中8个所方向为4个，3个所方向为5个，1个所的研究方向达到了7个)，这尚且未将某些以“古代文学”、“文史哲”之类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算进去。在古委会直属的21个机构中，至少有11个所的研究方向在3个以上。虽然众多的方向显示了相应机构研究活动的多向化，但过多的方向在使一个古籍所(室)形成自己的特色上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不妨罗列几个方向作为说明(后有*号者为古委会直属机构)：
研究方向
重复机构
备注
古代文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仅知大的研究方向者，归入此类。6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唐代文学、史学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1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宋代文学、史学
杭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北京大学中古史所*、河南大学等
13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明清文学、史学
中山大学*、安徽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8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古文献学
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
11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资料来源：古委会秘书处编(1994)：《十年辉煌》。
此外，唐以前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学、科技史等研究方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设置现象。
研究方向的重复，是研究方向多样、无核心的必然结果。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将一个机构本来就单薄的力量分割成更单薄的力量，不利于集团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使整个古籍整理事业难以形成区域性研究核心，并由于研究方向的重复，而使得某些方面的古籍在整理、研究和经费投入上出现缺口。
基于上述原因，对古委会直属和非直属两类机构(特别是直属机构)重新进行规划和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
2、调整的方式 具体的调整，当然应该以古委会对高校古籍整理的规划为前提。但是，在这个规划中，有一点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这就是区域性核心古籍整理机构的建立。
建立核心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定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核心，形成一定的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核心，形成一定的让古籍整理现代化、实现资源共享以及部分程度上的产业化核心。所以要强调古委会的规划作用，目的是强化古委会在审批项目上的意向性和监督项目完成上的作用，以避免因承接项目研究方向的不同而导致研究机构力量的削弱。
核心机构的建立，并不是从现今已有的90所古籍所、室，甚至不是从古委会直属的21个机构中随意进行选择的，而是在对现有的古籍整理机构进行归并、调整乃至解散后再确立的。为此，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体系，对各古籍整理机构进行评估，就是势所必行的事情。为避免这种评估流于“官样文章”，评估应该由古委会单独组织的小组组成，并以各机构人员的业绩档案、该校科研管理部门的科研档案和教学管理部门的教学管理档案为依据，制定具体的评估指标，以在该机构的地域优势、学术特色、队伍的年龄构成、队伍实力以及发展目标的明确和可行性等等方面，得出一个恰当的判断，从而作为该机构是否合并、调整乃至解散的基本依据。
经过评估调整后的机构，依然区分为古委会直属和非直属两类。其中非直属类机构不享受古委会年度经费的资助，其存在一以其自身的生存能力为转移(当然，从策略上讲，也不妨向有关部门呼吁重视这些机构)。而直属机构也将由现今的21个压缩成若干个核心机构，古委会也需要增加对这些机构的经费资助力度。
（二）核心机构的组织 我们现在来详细讨论核心机构的组织方式。
1、核心机构的分布 分布的相对均衡，显然是核心古籍整理机构分布的基本方式。这种相对均衡，是建立在对核心机构的地域优势、研究方向、实力等等的综合考虑之上的，不是指必须在各大政区平均设立。在地域优势方面，核心机构的所在地，应该处在一个交通比较便捷、资料条件占有优势的地区，以便于从事同其他核心机构的学术交流，以及方便科研协作。在研究方向方面，核心机构应充分考虑到原来机构的研究方向同本核心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因此，原有机构的研究方向也将是确定核心机构分别的重要条件。在实力等等方面，情形也是如此。
2、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确立 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确立，虽然可以按学科、断代、整理研究内容的特征等区分为多种方式，但可取的做法，依然是选取其中一种作为确定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方式。举例来说，如果按照学科来组织核心机构，则可以按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地理等等来进行。一旦照此确立了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则该核心机构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方向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将成为该核心机构成为相应的研究、咨询、检索中心的基础。而各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又正好可以形成相互间研究特长的互补。
应当说明的是，按照任何一种方式来确立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都会存在弊端。因此，与其面面俱到谋求无弊而最终难以形成特色，还不如攻其一点而养成自己的个性。
3、核心机构内部人员的组织 调整后形成的核心机构，其内部研究人员也不能简单地以原单位的成员一并迁移。首先，对于合并数个机构而形成的核心机构而言，将原单位的成员一并迁移，显然会形成一个人员过于庞大的机构。这样不仅会抵销增加核心机构经费投入的效果，而且直接减少了古籍整理机构的数量。其次，将竞争引入核心机构的人员组织，也无法保证原单位的人员必然占有优势。
实际上，一支精干的队伍，往往胜过一支数量庞大、内讧的队伍。因此，核心机构内部的人员组织，不应求全、求多。按照笔者个人的想法，核心机构的人员，可以以一种完全敞开的方式来组织，它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四大部分：
其一是核心机构的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必须是本研究方向方面的权威，也是该核心的领导者。
其二是研究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全国各地的相关研究人员均可以通过竞争而获得这一类人员的待遇，但在约定的时间内工作业绩不佳，则该核心机构有权解除同他的工作关系。
其三是根据项目需要而由学术带头人组织、并经首席研究员同意的课题组成员。这些人不需要完全固定。
其四是其他核心和非核心机构的工作交流人员。其中其他核心机构的交流人员，系指该机构为完成某类课题而定期或不定期从其他核心机构聘请的科研骨干。非核心机构的交流人员，系指受古委会特别资助而进入该核心机构学习和短期工作的非核心机构人员。
核心机构的这种人员组织方式，一方面将有效的控制因人员固定(缺乏竞争)而导致不以古籍整理为业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将有效地利用其他部门、机构的研究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古籍整理同其他部门的协作，并相应扩大自己的影响。
4、各机构间的协作与交流 核心机构之间，以及核心机构与非核心机构之间的科研协作与交流，也是实现古籍整理大兵团作战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也将有效地处理核心机构成员的个体兴趣与本核心研究方向不完全一致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处理核心机构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主导作用与非核心机构的辅助作用之间的关系。
关于集团作战 核心机构相互间研究特长的互补，为核心机构实行集团作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方面，任何一个核心机构，都无法将本研究方向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全面配备相应的研究人员。这一点，使得不同的核心机构在完成自身的课题时，都有必要向外寻求帮。另一方面，核心机构相互间的资源共享，也需要提倡这种集团作战。
关于成员的研究兴趣研究成员的研究兴趣，是研究者在长期的学习、工作中形成的，虽然核心机构在选择自己的骨干成员时已经充分将这一点考虑进去，但毫无疑问，不同成员之间在研究兴趣乃至成就上的差异，都是依然存在的。因此，核心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本机构研究人员在服从本核心的研究方向之外，依然保持其他的研究兴趣，不一定会对本身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而在持续的研究中得到扩充的这些兴趣，在适当的条件下将成为本核心或其他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有力补充。
关于核心与非核心机构间的关系非核心机构的存在，对扩大古籍整理的社会影响是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些机构进行鼓励，也是稳定古籍整理队伍的必要手段。鼓励的方式，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非核心机构的学生，由核心机构提供一定期限的培训。
其二是对在古籍整理方面形成显著特色的非核心机构，在部分整理或研究项目上予以显著的经费资助。
其三是对非核心机构中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研究者，提供特别的经费资助，并进入相应核心机构，参加该核心机构的项目工作。所提供的这部分资助，将作为该核心机构安排该研究者生活和工作的补偿金。
5、核心机构的管理 此处仅讨论核心机构的外部管理。
实施管理的机构为古委会。管理的基本方式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种，即机构评估和项目监督。实施管理的技术前提是网络化。
机构评估：包括对该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建设现状与预期目标的切合程度、首席研究员的工作业绩、科研和教学状况、机构的整体建设等等。
项目监督：核心机构所承接的任何课题，都将成为古委会另外筹建的资料检索中心的共享资源。网络化将把这种项目监督实时化。也就是：核心机构的项目承担者，必须根据项目进度表，定期将该阶段完成的科研成果送交检索中心。古委会将通过检索中心所收到的信息来评价项目的进展状况和水平。而各个项目在完成的过程中就成为共享资源(关于这一资源的使用方法，见后文)。
三、对策二：整理方向的调整
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挑战。作为回应，数字化图书馆的建立，开始将图书从出版到传播的方式都进行了改造。在这个潮流中，古籍也未能幸免于难。在这种形势下，古籍整理进行方向调整，也是所需要考虑的事情。
（一）未来古籍利用方式的变化
探讨信息时代古籍利用方式的变化，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调整古籍整理方向的必要。
1、数字化与古籍传播手段的更新 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古籍的数字化，显然也已经成为一些商家投资的方向。有过浏览internet网经验的先生们对此应该有所体会。而《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发行，则更是向传统的古籍出版者和从事古籍整理的人敲响了警钟。一部缩印的《四库全书》，单排书摆放，需要将近10个2米高1米宽的书橱；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而同样是《四库全书》，电子版提供的检索却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笔者曾经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翻查(！)《四库全书》中明人的文集等书籍，这样的一项工作，利用光盘也许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完成。而一旦《四库全书》电子版达到更加实用的程度(如全文单字检索)，其使用的便利无疑将大大提高它的使用频率。
信息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将以整理古籍谋生者逼到了非常困窘的境地，另一方面却在古籍的保存、传播和使用上发挥了更大的效用。而古籍的数字化，显然也是古籍整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因此，顺应这种变化，也是时代向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2、精读读者群体的压缩与古籍服务功能的变化 信息时代给古籍传播的手段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在此同时，信息量的丰富，以及一些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也会使古籍的精读读者群体不断被压缩。这里所说的古籍精读读者，是就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认真、严谨地查阅古籍的人而言。这一些人，主要集中于高校中的相关学科和一些需要利用古籍的科研机构。在过去缺乏高新技术支持的年代里，通过比较认真地查阅古籍而获取相应的研究资料，是研究人员所惯常采用的方法。这一做法，随着未来古籍数字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提高，也必然会被改变。除少数学科和专业外(如古籍整理、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对大多数使用者而言，精读而获取资料的方法将会让位于便捷的数据检索。
因此，未来古籍的服务功能，将逐渐朝着两个方向转移：第一，真实形式上的古籍，将成为收藏品而供人鉴赏；第二，数字化了的古籍，将进入一定的检索机构而供人查询。
3、古籍研究的历史积累与研究创新的资料需求 从目前相关学科研究的变化来看，先前浮躁、空乏的研究风潮，已经开始让位于严谨、扎实的研究。但是，在现今几乎所有方面都被研究者涉及的情况下，普通常见的资料根本无法满足深化研究的需求。而研究的历史积累愈丰厚，进一步研究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就愈大。
从学术研究的基本趋势看，与古籍整理相关学科的研究将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纯理论的建设，以替代那些生搬硬套外来学术以及空乏的所谓“宏观”研究；另一个则是更为规范的微观研究。而后者，将主要依赖于对旧有资料的重新整理和进一步挖掘新材料。达到这一点的根本手段，就是扩大资料查阅的范围。这一点，在利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来对某些问题进行论证时尤其显得重要。然而，愈益艰难的研究境况(如经费的短缺，图书馆对某些善本书籍的封锁等)，将不可能为研究者提供广泛搜集资料的机会和条件，而研究者的个人精力也无法做到太大范围的资料搜集。因此，利用检索文献对相关资料进行检索，将是研究者深化自己的研究所必行的道路。
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香港、台湾的一些研究机构致力于制作古籍的电子资料库上得到一些证明。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就建立有“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目的，就是“使汉籍以电子媒体活出现代风貌，并经由古籍资料的相互钩稽参照，发前人所未见，促成研究工作之大进”。(该机构网页：《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简介·缘起》)其计划输入的字数为1亿2千2百万，目前已输入6千8百万。其中史语所“汉籍全文资料库”计划收入的检索书籍，包括《二十五史》、诸子、《十三经》、古籍52种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约计7千9百余万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则有一个“华夏文库”计划，计划将一些古籍分类载入网络；在此同时，他们还在编辑出版《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和《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该所编：《古文献资料库通讯》99年2、3期)。尽管这些计划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们的资料需求，但勿庸置疑，这些古籍电子资料库的建立，将直接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基于这些理由，古籍整理方向的适当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尽管古籍数字化和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设，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可能不如人意，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古籍数字化和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设，决非一朝一夕之事，长期而不间断地将古籍数字化并充实进相应的资料库中，是今而后古籍整理的基本目标，也该是我们这一代整理古籍者所需要担负起来的任务。
（二）古籍整理方向的调整 1、数字化 数字化将会是古籍整理首要方向。数字化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图片扫描技术，将古籍以原来的样式转变为电子文献。新近的《四库全书》电子版，大概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保持古籍原貌上具有非常主要的价值。不过，由于通常只需掌握图片扫描的基本技术即可，这一工作不一定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古籍整理者来从事。另一种方式，就是在前期将古籍输入电脑(扫描是其中的输入方式之一，是现在使用最多的方式)的基础上，对古籍进行校点。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夏文库”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基本的工作性质上，同过去惯常所用的方式相同，也是需要具有古籍整理能力的人才能够从事的。
图片扫描方式，在将书本形式的古籍转化为电子文献上，具有以键盘、手写输入方式难以比拟的快捷。并且，由于它保留了原来古籍版式的原貌，在古籍的版本判断和同一书籍不同版本的文字校勘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不过，由于图片占用的储存空间大(图片精度越高，所占空间就愈大)，且在古籍的全文逐字检索上也颇多不便之处，所以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加以校点的电子古籍更利于收藏，也更加实用。
但是，如果古籍的数字化仅仅局限于上述形式，显然还是低估了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前途。实际上，数字化所蕴藏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当必要的区域协作关系建立起来后，全部古籍都成为共享资料乃至整理对象，完全成为可能，而这在纸质图书时代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图书扫描技术，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而更为先进的图书输入技术，也必然会在以后的年代中被开发出来。
其次，相关电脑工具软件的开发，将提高古籍整理的精度和速度。比如版本校勘方面软件的开发，将会替代传统古籍整理所通用的人工逐字对校法。而文字校对系统软件的发展，也将会在提高古籍整理和出版质量上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人名、书名、地名等专名，部分标点符号，异体字统一等等方面，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相应的软件)。
第三，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建立和扩大，以及相关文献检索技术的开发，不仅会提高古籍的利用率，而且也会给古籍整理带来极大的便利。以校勘为例，利用这一技术，无疑会提高他校和理校的准确率。
因此，作为对未来古籍全部电子化的一种准备，现今的古籍整理研究人员有必要将旧时网罗一部书的众多版本精加校勘的整理方式，逐渐调整到古籍的快速电子化上，以便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库建设后，利用更高新的技术来从事这样的整理工作，而工作的轻松和快捷程度以及整理的质量，都完全可能超过先前。
2、古籍的文献学研究 选择某一部或某一类古籍，从文献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是古籍整理机构需要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这一种研究，在以往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并不占有太高的地位。
所谓文献学研究，是指根据文献学的学科特性而对古籍所进行的研究。它与从思想史、哲学史等方面对古籍进行的研究性质不同，应着重解决古籍在文献构成、传播、原始价值和再利用价值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古籍校点中发现却不能直接通过校勘记而予以解决的问题。
从可行性方面来说，单一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不可能遍地开花。有计划地对经典性的、常用的古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通过自然积累而扩展到其他古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做法。究竟如何去规划这样的研究，不是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处仅提供本人实际工作所遇到的一个事例，以为大家参考。
《明儒学案》一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部著作，几乎所有涉及明代研究的著作，都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更有论者称其为“我国第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或“明代理学史专著”(《宋明理学史》)。90年代初笔者在研究江右王门弟子的学说时，将其中黄宗羲纂录的江右王门弟子的语录，同原书进行了核对，结果却发现：黄宗羲不仅大量地对原书的语句进行了删减，而且也不时有张冠李戴的错误。进一步研究后发现，黄宗羲不仅在人物传记的撰述上大量采用了明人文集等书中的材料，而且在人物学术倾向的评价上，也大量采用了前人的说法。其中王时槐的《诸儒学案》，是征引频率极高的一部著作(笔者尚未查到《诸儒学案》是否现存，此处的判断是依据《献徵录》中存留的《诸儒学案》材料作出的)。象这样一部使用率极高的著作，由于缺乏前期的文献学研究，使得不少研究者对它的评价都不免武断。
类似的情形，在我们的古籍整理活动中不会少见。合理规划这样的研究，对提高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当电子化成为古籍整理的首要方向后，文献学研究不仅会有效地解决快捷电子化不能精勘细校和古籍精品出版精雕细刻之间的矛盾，而且其研究成果，也将在使该古籍的价值更加广泛地为人所知，从而提高其利用率上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文献检索 从史学研究的实际需求来说，古籍的文献检索在提供搜集资料的便捷程度和深化研究上，都具有惯常通过阅读古籍搜集资料所难以比拟的作用。简单的例子是，十年前叶圣陶的《十三经索引》以及燕京哈佛大学所编的一些索引，是我们使用十三经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而逐句检索(叶书)的限制和单字查阅的麻烦(燕京哈佛索引)，既不方便，也需要大量的时间。但是，多年前台湾学者开发出来的《十三经全文逐字索引》电脑软件，利用电脑检索，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经、或多经、或全部十三经中所需检索的文字全部检索出来，并能够立即将该字所在的段落转化成编辑文本。另一个是本人亲身经历的例子。明清进士总数有5万多人，如果要弄清他们的地区分布状况，一个人一个人地数，不仅费时长久，而且在相关方面(如户籍分类)的再利用上也几无可能。本人在过去从事相关研究时，曾将这5万余人按一定分类全部输入电脑，利用数据库所提供的检索功能，不仅可以极快地检索单个人名，而且在进士人数的地区(大政区或次级行政区)分布、各甲第进士人数或地区分布、进士的户籍类型以及姓氏分布等等方面，都可以进行非常便捷的检索。这类例子可以说明，当古籍真正进入电子文献检索后，古籍整理才有可能在实用性方面得到真正的提高。
我们仍不妨用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检索程式特性”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检索程式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料来源于该院网页)：
层级式目录
经由目录、页码调阅正文
逐段、逐页浏览正文
区别正文中的夹注、补文及赘文
处理表格
藉目录限定检索范围
任意字词、字串的快速检索
检索词后附加排除字集
提供完整的检索结果
仅此而言，电子文献检索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文献检索的范围。
同过去编辑检索书籍必定割裂原文不同，电子文献检索在基本数据库的建立上，并不需要将原文一个个分割。也正因为如此，预先对进入文献数据库的古籍进行整理，就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在提供单字、词、句检索并将检索结果有效提供给检索者上，对古籍的预先整理尤其需要。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顺应这样的需要，现在的古籍整理者有必要重新审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和预期结果。仅仅纸质出版自己的整理成果，显然是不够的。今后的古籍整理至少应该包含三个方面：数字化，文本整理，成为检索文件或进入相关检索系统。
4、文献类编 文献类编是古籍整理或再整理的一种方式。优秀的类编书籍，在更大范围内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从而提高研究水平上的作用，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我们无需再加讨论。此处所想说明的是：当电子文献检索已经逐渐替代传统的文献类编时，文献类编的方式将会如何变化？
从前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电子文献检索不必割裂原文，篇章、页码、段落、句、字的检索方式，已经将传统的文献类编功能自然地包含了进去。虽然如此，文献类编仍然具有其存在价值。一方面，电子文献检索有条件(如付费使用、地区和语言限制等)的使用，使得这一部分资源不可能为全社会所共享。文献类编恰好可以在满足那些无法使用电子文献检索资源的人的需求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个人精力的限制，也在部分程度上需要依赖文献类编。
不过，更为值得注意的方面，则是作为提高电子文献检索使用效率和价值的一种手段，文献链接提供了类编文献的一种新的形式。链接是网络实现快捷查询的主要手段。在个人计算机上，链接手段的应用，也可以节省磁盘空间，提供便捷的文件间的切换。(如书名、篇名、人名、其他专名、关键词等等)建立链接。这当中，以“类”形式建立的链接，其性质一同于文献类编。
对古籍整理而言，数字化和文献链接技术，可以在已经数字化了的古籍间建立起全新的类编形式。清楚地说，它将以目录类编的形式而取代传统的通篇(段)文字汇编。如果数字化了的古籍在文字校勘上足够可靠的话，这样的类编形式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传统的文献类编所难以比拟的：其一，它可以在不变更文献原始位置的情况下实现类编文献的检索；其二，它可以完全避免因古籍的二度整理而出现的文字错误；其三，查询的结果可以非常方便地转换成编辑文件的一部分。
5、古籍译介 在未数字化的时代中，古籍译介就是扩大古籍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当古籍逐渐实现数字化时，这种工作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Internet网络技术，将信息交流的空间障碍大大地减除，但却将语言障碍大大地突出。对古籍而言，网络技术和其他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为扩大其影响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尤其是，对于希望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来说，网络和其他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也为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中国古籍实现其他各种语种的翻译，其迫切性，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顺应这样的需求，古籍译介应该在较高程度上纳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尤其是在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上，对古籍译介能力的培养，也需要增加督促的力度。
四、对策三：教育课程的调整
(略)
五、对策四：产业化构想
古籍整理走产业化的道路，其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有效地利用现在和将来古籍整理的已有资源，古籍整理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近产业化。
（一）古籍整理产业化的可能性 古籍整理产业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其可能性的：
首先，基于数字化基础上的古籍整理，可以同商家形成联合，从而进入产业。几年前的《传世藏书》的出版(未构成产业化意义上古籍整理同商家的联合)，以及新近的《四库全书》电子版，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其次，建设古籍电子文献检索中心，利用对现代社会影响愈来愈大的网络技术，向社会提供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产业化引入古籍整理。这一方面，台湾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的“华夏文库”以及现在一些网络远程图书馆所采取的方法，可为借鉴。
第三，软件开发。
由于第一种做法牵涉到古籍整理机构、投资商和出版商三方，在操作上情形比较复杂，本处予以忽略，只讨论后两方面的内容。
（二）文献检索中心的建设与使用 无论今后是否对全国古籍整理机构进行调整，以及按照本文的设想建立数个核心的古籍整理机构，建立作为汇总全国古籍整理成果并提供检索服务的文献检索中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古籍整理走上产业化的道路。而网络化，则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文献检索中心文献资料库的资料，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由古委会提供经费资助的各项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必须以电子化文本的形式提供给检索中心。这一部分资料，将构成本中心文献资料的首要来源。
第二，虽无古委会经费资助，但自愿将自己的古籍整理成果提交给检索中心的成果。
第三，国内、外非古籍整理机构中存留、但愿意提供给本中心的古籍电子文献。
这三部分材料中，第一部分材料的提交，可以与古委会对资助项目的督促与管理合并进行。也就是：通过各项目承担者实时提交到检索中心之资料的数量与质量，古委会可以即时掌握各个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并以此作为评价项目负责人所在古籍所工作业绩的依据。
由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项目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划予以实施，因此，本中心的检索文献将随着年代的延续而逐渐增多和完善。并且，由于拥有全国数十个机构(抑或归并后的数个核心古籍整理机构)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中心的建设规模将是任何其他地区的类似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在吸引顾客上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检索中心建立后，在使用上也需要建立一些规则。可以考虑的方面是：对于核心古籍整理机构，检索中心的文献资源可以免费共享；对于自愿提供古籍整理成果者，可在一定的期限和范围内予以优惠；对于此外的所有机构和个人，如果他希望利用本检索中心的资料，则应该付费。本中心的收费所得，则可以用于支付相应检索软件的开发、网络维护和再资助新的古籍整理和研究项目等。
（三）软件开发 软件开发也是古籍整理走上产业化道路的一个可以利用的方面。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古籍整理机构中，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的“古今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软件发展，将成为下一世纪计算机发展的主导方面，软件产品的销售份额，据报载，也将在下一世纪的计算机销售份额中占有主要地位。虽然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引用到古籍整理上，但是古籍整理至少在这样的几个方面可以尝试在软件开发上做文章：
其一，以在古代文献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优势，同软件开发商进行合作，共同开发软件。
其二，文献检索中心的文献，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成为软件。
其三，古籍作为文化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养成作用，可以成为相应的教育软件开发的源泉。
其四，经过改编后的古籍，可以成为游戏软件的故事来源。
总而言之，古籍整理如果不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变化而适度调整，它无疑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作为一个古籍整理研究者，调整心态，以应付不断变化的社会变化，寻找古籍整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许是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应该采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