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开始，自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之后，史学近代化的趋势逐渐形成。有识之士迅速把史学研究的视角转向社会的、群体的、民众的活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诞生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后，需要加强对社会、群体、经济的考察。区域史研究在这一背景下被激活，各个地区的研究显示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许多地方上的人文和经济乃至自然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在传统的正史中缺载，同时也是正史无法一一具述的。地方志、区域史正是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为促进史学研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编纂形式和宝贵的历史内容。现代区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近年来，不断兴盛的徽学与敦煌学研究即可窥一斑。
徽学，也称徽州学，一开始以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逐渐地发展为包含政治、法学、文化、艺术、医学、农学、建筑等广泛内容的专门研究领域。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徽商研究中心，今年（2000年5月）国家教育部又在安徽大学成立了徽学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从基础工作开始，取得了很大进展。
徽学研究通过对徽州契约文书、宗族家谱、方志文集、地方建筑遗存等大量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调查、研究，对徽州这一具有典型性的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总结了《徽州商帮》、《中国十大商帮》、《徽商研究》等研究成果，运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并尝试着应用计量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张海鹏《徽商研究·前言》）获得了徽州史学研究的新成就。这是旧史学和其它史学无法代替的。《徽商研究》，“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整个社会的全貌。”（张海鹏《徽商研究·前言》）而在旧史学中，则很难找到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商帮的活动的具体记载。从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徽商的资本积累，以及徽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徽商在粮、盐、茶、木、棉纺、典当等各种行业中的活动，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与宗教势力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勾结，徽商与徽州教育、徽州美术、徽州建筑、徽州医学、徽州刻书等徽州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可以看到时代和全社会政治经济的脉搏。这些都补充了旧史的大片空白。
在唐史研究中，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对于推动唐史和中国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敦煌学的研究，高昌国的历史有了具体展现，唐前期的历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唐五代时期河西地区的历史也不再空白。正因为诸多方面的意义，全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和研究中心，集中全国力量，不断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新的成就。
随着敦煌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史学现代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指导，从经济关系揭示历史规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例如，唐代的租佃制，带来了唐后期的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租佃农民与田主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租佃者对田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小。而这种经济关系并非突然发生，早在唐前期，租佃现象即已存在。正是这种租佃制的存在，使均田制下破产的农民有了重新获得土地的出路，也使土地兼并出现的大土地私有制赖以存活。但是这种认识一直停留在理论演绎的困惑中，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的课题研究，为此作出了雄辩有力的论证。大量出土的租佃契约文书，证明了建国以来唐史研究中的这一结论。
许多年轻学者，如李锦绣撰写的《唐代财政史稿》、陈明光的《唐代财政史新编》等，正是得力于新时期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成果，才把自胡钧《中国财政史》（1920年），日本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以来的中外学者的唐史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区域史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引自江泽民《中共十五大报告》）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地区”理论，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差距。


邓小平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与中国区域史研究提供的理论依据有关，也与邓小平深入研究和掌握中国区域史的丰富历史学识有关。邓小平正是谙熟中国各地区的历史，把握了国情，才准确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地区”理论，从而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今天，邓小平“地区”理论正在继续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党中央开发西部战略部署的英明决策，离不开中国区域史的历史总结，但是也向中国区域史建设提出了更强烈的要求。开发西部的历史使命呼唤区域史作出更加深入而又全新的历史总结。这一要求越强烈，也越加显示区域史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因而也越加应该加强区域史自身的理论建设，以保持区域史能持续兴盛，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