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义和团运动之后，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粮海运事业中来，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Sea transportation of Tribute Grain and Convey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关键词：漕粮、海运、木帆船 招商局、社会变迁 
  
清承明制，以河运为“正载”，但中叶以后，随着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河运漕粮难以维系下去。在此情况下，道光六年（1826年）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实行了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咸丰朝以后，尽管也曾试办过河运，但仅属“偶一行之”，且数量有限（10万石左右），海运成为漕粮运输的主要形式。 
这种漕粮海运，既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从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运输业的变迁，作一简单探讨，以期对漕粮海运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更多的了解。 
漕粮海运与清代木帆船业的兴衰 
漕粮由河运改海运，在改变漕运的运输路线的同时，也导致了漕粮运输工具的重大变化，即由适合于内河航行的漕船，变为适合于海洋航行的木帆船；由受限于季风等天候条件的木帆船，变为适合于远洋航行的轮船；由原始动力推輓的剥船和推车，变成为机器动力牵引的火车运输，这些变化，对中国交通运输工具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动作用。 
漕粮海运后，既导致传统官解官运的河运漕粮体制的崩溃，也导致河运漕船业的衰落，加之太平军对河用漕船的征用和战争的破坏，使得江浙的漕船大部分被毁，以致于后来，当清政府想要部分恢复河运时，竟然找不到可以利用的船只，只得全部雇用民船。 
而随着道光六年的清代首次漕粮海运，沙船、宁船、蛋船、卫船等等木帆船的重要性，开始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沙卫等船是一支担负着漕运和南北物资交流的庞大帆船队伍。我国东北、山东牛庄和登州的大豆向来都是用沙卫等船运往上海，转销东南各省，这种“豆石运输”是中国沿海的传统大宗转运贸易。由于雇商海运，承担运输的工具最初又全为木帆船，结果沙卫等船，在此段时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即以沙船为例，它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数量都保持在2000∽3000只的水平，船工水手也多达10余万人[i]，成为它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 
木帆船业的兴盛，还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中，看得很清楚。 
上海地处海疆，因地理上的关系，居民操航业者甚多，当地著名的沙船，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轮船业兴起前，是最重要运载工具，“邑中富户，多半由此起家”。由于漕粮海运，数百万石的漕粮由沪至津，“均以沙船承其乏”；同时，清政府为招徕沙船，又规定船主可以同河运漕粮一样，免税携带“土宜”（土特产）。政策上的扶持，使得上海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时机，沙船在此时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船只数量大为增加。 
例如，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由于船只不敷使用，只得采取往返两次运输的办法。但由于获利颇丰，在第二年商议是否再行海运时，沙船主们立即表示“情愿赶办船只备用”[ii]，并一次性打造沙船三百余只，使得船只数量增加了近25%，可见漕粮海运与其利益攸关。沙船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的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之由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iii]。 
如果说上海由于处于通商口岸的位置，漕粮海运对木帆船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那么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浙江宁波的南北号蛋船数量急剧减少，到1850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共置有木帆船100余艘，最大的木帆船载重约250吨。从咸丰三年（1843年）起，浙江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南北号”的蛋船开始在浙江的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当是为南北号服务的甬江码头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甚至有一两万人[iv]。 
由于浙江的海运运米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收益，而且按规定每次出运漕米可得二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商船运漕抵津卸空后，又可以前往辽东装载油豆等北货南归（约100万担），所以获利颇多。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而且，就在咸丰三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v]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可见其资金的雄厚。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物质交流的重要中转集散地。这不仅对宁波港的贸易发展，也对“南北号”商船海运的兴盛，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确保漕粮海运时南北航路的畅通，免受海盗袭击，“南北号”集资7万元，购买轮船“宝顺”号，自行为漕粮海运武装护航，并多次剿匪成功，声名远播[vi]。可以说，正是由于漕粮海运，宁波的航运业及其经济才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鼎盛时期。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国航运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轮船在技术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及对中国木帆船造成的竞争压力，使得中国木帆船的传统航运业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东南沿海的许多口岸，木帆船都遭到了轮船的排挤，经营范围也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外国商船“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须数月，凋敝立见”[vii]。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也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船只手里”[viii]。 
同治朝以前，外商轮船已开始染指我国豆石转口贸易，使沙船业主和运输工人面临失去生计的危险。1862年初，船商王永盛等联名禀报江海关道吴煦，请求禁止外商承运牛庄豆石，并请求将上海一埠的豆石运输，专归华商承办。这一建议得到李鸿章的赞同，但为英国公使所拒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口岸，扩展航线，进一步降低了关税和子口半税税率，给予外国航商享有更多的优待，并正式“许开豆禁”[ix]。1862年到达牛庄的外国船只仅86艘，27,747吨；三年后即增加到274艘，91,118吨。特别有不少外国船只是空船进港，专为运载大豆而来。大量外国轮船夹板涌进牛庄港，使该埠沙船进口量减少1/3以上[x]。沙船所承担的大宗豆石贸易被外商夺走，中国沿海木帆船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木帆船又受来了来自清政府的剥削。1862年，清政府规定，对中国商船除原定征收商税、船钞外，又增加“海船商号输捐”，商船承载量为300担的需捐银25两；而自400担起，每增加200担即加银25两，并以次递增。这就是说，一艘1500担至2000担的船只出海，非先交数百两银子不可，这对于传统的木帆船航运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以及清政府的盘剥，使得“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占”，沙船主“富者变为赤贫，贫者绝无生理”，沙船因无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