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层次划分问题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胡如雷同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一样，是将地主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士族)与中小地主(庶族)两大阶层的，并以此来说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胡如雷自己就将“武周革命”说成是以武则天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集团(庶族地主)对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士族地主)的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之后，胡如雷在研究牛李党争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牛、李两党对藩帅的自擅和叛乱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呢?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间利益的冲突。根据唐代后期的具体社会状况，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是不妥当的，应当划分为如下三个阶层：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2](p355)即将原来的大地主阶层又进一步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和“地方豪强大地主”等两个阶层，并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牛党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在具体解释牛李党争时，胡如雷认为：“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尽管企图摧抑藩帅，却深感自己势单力薄，难以独力为功。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主虽然对节度使、豪强大地主深恶痛绝，但也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公卿显官集团就和中小地主阶层在反藩镇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大概就是这种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主张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常常到中小地主阶层去寻找力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唐代后期的情况也不例外。”[2](p337)这种观点是对学界长期存在的“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传统看法的有力挑战，颇具启发意义。

三、关于运用“集团”概念的问题

    “集团”，是指为一定目的而组成的共同行动的团体。“集团”可以由单一阶层的人员所组成，也可以由单一阶级的人员所组成，还可以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员混合而成。较早运用“集团”这一概念来研究历史的当属陈寅恪。他首创了“关陇集团”的概念，用以说明西魏、北周及隋唐统治阶级的变迁升降问题，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又提出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概念，用以研究唐初百余年历史的发展变化。显然，“关陇集团”说，是就地缘乡情关系而言的；“婚姻集团”说，是就血缘亲情关系而言的。

    胡如雷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运用过“集团”的概念来研究“武周革命”问题。他提出了“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和“新兴地主集团”两个概念，用以说明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不过，与陈寅恪不同的是，胡如雷所说的“集团”是由单一阶层的人员所组成，即与“阶层”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胡如雷所说的“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就等同于“大官僚贵族地主阶层”(或称士族地主阶层)；“新兴地主集团”，就等同于“新兴地主阶层”(或称庶族地主阶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胡如雷主要是直接运用“阶级”或“阶层”的概念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于是，“集团”这一提法就罕见于他的论著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胡如雷在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过程中，除了感到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等两个阶层是不够妥当的之外，有时又感到即使把地主阶级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等三个阶层，仍不能圆满地诠释所有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重新运用“集团”这个概念来研究历史问题。

    他在1991年发表的《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一文中指出，杨坚在图谋篡夺北周政权时，就不断拉拢党羽，培植私人势力，组成了包括郑译、刘防、柳裘、韦謩、皇甫绩、柳昂、长孙平、崔仲方、宇文忻、杨尚希、杨弘、杨素等人在内的一个政治集团[2](p70)。这里之所以只称作“集团”，而不冠以士族或庶族名号，是因为其成员分布于各个阶层，不便以某个阶层名之。

    另外，胡如雷在研究隋末农民战争中，又运用了“势力”这一概念。如他在《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隋唐之际，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其中既有农民起义军，又有地主武装[3](p214)。还特别提出了“王世充势力”的概念，以与东都内的元文都、卢楚等文官势力相区别，并进而分析东都的内讧及郑政权的建立。显然，胡如雷这里所说的“势力”与“集团”并无多大区别，即均非由单一阶级或阶层组成的，“武装势力”可以类同于“武装集团”，“王世充势力”可以类同于“王世充集团”。

    以上列举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及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胡如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的提高，这是就其内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把自己运用理论研究历史的经历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把经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论著、每一个结论都看成是讲普遍规律的，认为其中的每一个论断、每句话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4](p35)，从而犯了幼稚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移植结论的错误。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二个阶段是“把注意点转移到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方面来”，“在思想上开了窍”，“感到茅塞顿开”，“于是在学习理论和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p37)。

    从上述胡如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第二个阶段学习理论的方法及运用理论的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使他能够主动纠正自己，与时俱进。

其二是客观环境、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其外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以我之见，不但古人有历史局限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人物有历史局限性，任何时代的人也都有局限性，概莫能外。”“即令我们今天的人，也还会由于历史环境的制约而存在局限性。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回顾我们今天史学家的论著时，同样还会发现既有贡献，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和片面之处。这并不是对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进行‘苛求’，而是无情的客观事实。比前人有创新，比后人有不足，最幸运的人物也只能处于这样的历史地位。”[2](p198)

这段话对于胡如雷自己而言，也是完全适用的。从建国后不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盛行一时，“唯成分论”、教条主义泛滥成灾，陈寅恪运用地缘、血缘、种族文化等观点研究历史的方法被当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大肆批判；胡如雷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研究历史，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禁锢被祛除了，陈寅恪的历史地位恢复了，西方各种新思想也纷纷传入，在这种气氛下，胡如雷重新审视过去的观点，重新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自然会有新的体会和认识。

    总之，胡如雷的变化既是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也是他思想解放，多方吸纳新思想、新方法的结果。作为一位知名的史学家，能主动解剖自己，纠正自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也是胡如雷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应该继承胡如雷通过分析阶级、阶层或社会基础来研究政治事件的方法，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斗争，应该对各阶级、阶层、集团进行更科学的界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阶级与阶层分析的方法运用得更好，以更准确地揭示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真相。这也是胡如雷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参考文献]

[1]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胡如雷．隋唐政治史论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79．

[3]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胡如雷．抛引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