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且妇女的纺织，不完全是"一妇不织，天下或为之寒"，从秦代开始，女织一直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军事国力的体现。秦国的改革者，彻底摧毁周代贵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将家庭单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权家庭，以增加赋税，为此，颁布法令整饬家庭--既惩罚那些子壮不分家的富家的父亲，也惩罚那些将子赘为他人婿的穷家的父亲，罚他们去戍边，歧视赘婿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汉代。秦始皇还用刻石为令，又颁布律条，规范两性关系，如倡导贞操，惩罚淫佚等。这说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特别是被忽略的了性别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耕织并仲的以国家财富累积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又必须以法律和道德的国家控制作为保障。从先秦到清代，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了，而家庭规模是据时随境而变(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来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国汉学家苏珊·曼对清代长江下游妇女与经济活动的研究指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对"女织"的强调，发布许多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为清统治者不但认为"妇功"--大家闺秀的刺绣、下层妇女的蚕织是合乎儒家关于性别分工的内外有别的规范，是与青楼女子有别的良家妇女的标志，也是具备妇德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为政府增加收入、稳定家庭经济等多种价值意义(Susan Mann，1997)。这些研究都是赋予经济-社会史以社会性别或曰将性别维度纳入经济-社会史成功的例子。

　　2.多视角和跨学科方法。社会性别(gender)既是渗透、贯穿历史而又长期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又是今天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视角"问题，实际就是方法论问题，是看历史的视点和角度，也是分析阐述历史现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畴。上述"看得见"和"说得清"实际说的是加上社会性别视角而使性别维度显现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而如何使其更好地显现，则是需要多视角和跨学科地运用社会性别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了。

　　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一个维度，更应该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这个视角和方法不但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气质规范，而且还要把社会的性别关系视为和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等关系相关联的范畴，不是孤立地看妇女和性别。即强调在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的同时，运用多视角、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妇女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仅举妇女缠足这一看似纯属妇女和私领域的女性议题来说，在"社会性别"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对缠足话语的建构和有关文本的解读)、经济史(如弓鞋的生产与流通)、政治史(对于缠足、放足，不同时期的政治含义，国家、改革家采取的行为和进行的论述)联系起来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读需要传统的史学案头的工作；实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访谈，既需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实物和曾经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的经验进行多方面的互证、解读和阐释，如对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点反映的文化社会内涵的分析，小鞋制作过程反映妇女的技艺与当时进入生产、流通的关系……这样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学科和方法的运用，大大超越了以往关于缠足的妇女压迫-解放的简单论述框架，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底蕴被揭示出来。

　　社会性别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释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复杂、丰富、流动、开放，如对差异(我国的差异不但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也反映在地域的、城乡的发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对多元的包容，对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反思与超越等等，其目标是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示给人们，不标榜历史的透明性、价值中立和历史发现客观真理的功能，这些新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对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启迪甚至冲击意义。

　　(二)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

　　妇女-社会性别史不应该只停留在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维度、方法对已有史学分支做一些嫁接补充的工作，应该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从性别维度和视角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使史学百花园更加异彩纷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优生。

　　作为妇女学和历史学嫁接产物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国外，30年来走过了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到关注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从1970年代的父权制理论到19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有效分析范畴，再发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但这里的"超越"不是不关注社会性别，而是将社会性别复杂化，不把性别作为惟一的分析范畴。同样，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而仍要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另外，妇女学全球化也推动着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各国的发展，全球化一方面证明了普遍概念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更应受到尊重，这就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会性别"、"差异"、"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再如在认识和方法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我们需要将妇女和性别关系存在作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处理，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方面，1990年代汉学妇女史学者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卖淫、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作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上，中国的学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创造，需要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或者说本土"化"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取舍，对国外的经验与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数尽收；况且，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的。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善于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甚至亚洲诸国的种种情况，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妇、母，等被赋予诸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