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与资金问题(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石兴修水利。[2](p6077)是年二月，河阳府报告说，连年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兼发省仓，“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及赈济饥民”。[2](p6082)同年八月，诏从河北西路转运司之请，“灾伤路募召缺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米”。[2](p6242)同年十二月，诏淮南东路于司农寺内“与上供粮五万石”，“募饥人修水利”。[2](p6298)熙宁八年三月，又赐京东路常平米5万石，募民兴利。[2](p6361)
除了诏赐钱谷外，还诏赐度牒之类。元丰二年(1079)，河北水利司缺经费，出主簿、斋郎告牒募人入钱，久无应募者，于是“赐澶州度僧牒六百五十”道，[2](P7282)以每一道130贯计，约为钱84，500贯，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助。
皇帝诏赐的钱谷一般是不用偿还的。但也有个别现象，似乎要偿还。如熙宁七年(1073)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2](p6077)但是一年后，即熙宁八年四月，又诏令“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6400)当然，二次诏令是否所指一事，恐仍须进一步考证。即便如是，恐也是个别现象。
上述关于筹集水利经费诸方式中，借贷与赐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几乎所有借贷、赐给钱谷的事例，多集中于熙宁期间，这不是摘取材料之故，而史载确实如是。这个现象说明，赞同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宋神宗，于熙宁年间一再诏令赐给、借贷钱谷，鼓励兴修农田水利，与王安石的努力和争取分不开；元丰期间，王安石罢相，单独主持新法的神宗显得力不从心或无暇顾及农田水利建设，导致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减少，水利经费开支也随之减少。故史载自然甚少。二是，诏令借贷和赐给的钱谷，多来源于常平仓。这说明常平仓在熙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前诸朝常平仓谷少本小，很难发挥支援生产建设的作用。宋代常平仓之所以能在熙宁时发挥突出的作用，与王安石的常平新法的实施有着密切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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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玉臣：《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三、余论
总之，农田水利建设中“从古所难”的劳力与经费问题，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努力下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平心而论，其解决劳力与经费问题的途径，并无太多的创新之处，都是北宋前期于局部地区所实施过的，只是在宋神宗时期进行了“扬弃”，并在全国通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熙丰变法，既非王安石所说的“祖宗之法不足守”[12](卷59《王安石事迹(上)》，又非司马光等人批评王安石“尽变更祖宗之法”[17](卷60《与王介甫书》(第一节))，而是对“祖宗之法”的某种“扬弃”。这一点当引起研究熙丰变法者注意，否则，会夸大变法的影响。此其一。
其二、常平钱、坊场钱、免役钱等，在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经费的筹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钱投资于生产建设，诚可谓“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2](p5172)。由此可以说，熙丰变法取得了综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等与农田水利法一样值得肯定。
其三、熙丰时期农田建设在劳力和经费的筹措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如“以工贷赈”、按户等(或资产)出钱、鼓励富户出资以及政府低息或无息借贷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正是由于劳工与经费得到了妥善地解决，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诚如王安石评价所说，“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2](p6440)关于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学界已作充分研究，无须赘述。
[参 考 文 献]
[1]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7．
[4]章如愚．山堂考索[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6]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
[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
[8]刘那．彭城集[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9]范成大．吴郡志[N]．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0]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点校本，2002．
[11](清)陆曾禹．钦定康济录[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1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3]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7．
[14]董煟．救荒活民书[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15]漆侠．王安石变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6]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版，1995．
[17]司马光．传家集[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除了诏赐钱谷外，还诏赐度牒之类。元丰二年(1079)，河北水利司缺经费，出主簿、斋郎告牒募人入钱，久无应募者，于是“赐澶州度僧牒六百五十”道，[2](P7282)以每一道130贯计，约为钱84，500贯，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助。
皇帝诏赐的钱谷一般是不用偿还的。但也有个别现象，似乎要偿还。如熙宁七年(1073)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2](p6077)但是一年后，即熙宁八年四月，又诏令“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6400)当然，二次诏令是否所指一事，恐仍须进一步考证。即便如是，恐也是个别现象。
上述关于筹集水利经费诸方式中，借贷与赐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几乎所有借贷、赐给钱谷的事例，多集中于熙宁期间，这不是摘取材料之故，而史载确实如是。这个现象说明，赞同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宋神宗，于熙宁年间一再诏令赐给、借贷钱谷，鼓励兴修农田水利，与王安石的努力和争取分不开；元丰期间，王安石罢相，单独主持新法的神宗显得力不从心或无暇顾及农田水利建设，导致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减少，水利经费开支也随之减少。故史载自然甚少。二是，诏令借贷和赐给的钱谷，多来源于常平仓。这说明常平仓在熙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前诸朝常平仓谷少本小，很难发挥支援生产建设的作用。宋代常平仓之所以能在熙宁时发挥突出的作用，与王安石的常平新法的实施有着密切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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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玉臣：《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三、余论
总之，农田水利建设中“从古所难”的劳力与经费问题，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努力下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平心而论，其解决劳力与经费问题的途径，并无太多的创新之处，都是北宋前期于局部地区所实施过的，只是在宋神宗时期进行了“扬弃”，并在全国通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熙丰变法，既非王安石所说的“祖宗之法不足守”[12](卷59《王安石事迹(上)》，又非司马光等人批评王安石“尽变更祖宗之法”[17](卷60《与王介甫书》(第一节))，而是对“祖宗之法”的某种“扬弃”。这一点当引起研究熙丰变法者注意，否则，会夸大变法的影响。此其一。
其二、常平钱、坊场钱、免役钱等，在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经费的筹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钱投资于生产建设，诚可谓“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2](p5172)。由此可以说，熙丰变法取得了综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等与农田水利法一样值得肯定。
其三、熙丰时期农田建设在劳力和经费的筹措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如“以工贷赈”、按户等(或资产)出钱、鼓励富户出资以及政府低息或无息借贷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正是由于劳工与经费得到了妥善地解决，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诚如王安石评价所说，“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2](p6440)关于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学界已作充分研究，无须赘述。
[参 考 文 献]
[1]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7．
[4]章如愚．山堂考索[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6]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
[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
[8]刘那．彭城集[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9]范成大．吴郡志[N]．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0]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点校本，2002．
[11](清)陆曾禹．钦定康济录[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1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3]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7．
[14]董煟．救荒活民书[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15]漆侠．王安石变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6]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版，1995．
[17]司马光．传家集[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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