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综合性农书中的第一部，其余集资是元代王桢《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及清代《授时通考》。就其成书年代之早，内容之丰富而言，是最为突出的一部农书。尤其使后人感到迷惑的是，何以这么一部巨著，偏偏产生在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而在它之前统一强大的汉代和之后的盛唐却没有产生像《齐民要术》这般的巨著？

北魏政权是继承着三国晋的分裂紊乱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由鲜卑拓跋这个游牧射猎族统一了黄河流域而建立起来的。鲜卑拓跋之所以自北而南地迁移，主要是南方的新牧地牧草远较北方牧地为肥沃，这是求生存和发展的驱使，理所必然。为什么恰在这个期间南下，则不能不考虑气候条件的变迁。中国历史上的气候经历着颇有规律的冷暖交替变化，大体上约为三四百年为一个周期。秦汉统一的400年间，是中国气候变暖期，汉武帝改造“上林”苑，把南方的植物如：“卢橘夏熟，黄柑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葡萄……”（司马相如《上林赋》）等等都移植到长安来，为现在所不能想像。在这种条件下农耕完全可以向北扩充，但这种扩种不是在无人区垦辟，而是向牧区扩展，改牧场为农田，这当然引起农牧两族双方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双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汉族虽然取得胜利，在西北和北方建立起军事屯田的农耕地带。为了防止北方牧民的南下，一方面筑起长城，作为阻挡铁骑南下的障碍，另一方面从此背上了养马的负担。汉族的农业本来只需养牛不需养马，但为了与匈奴的对抗，不得不大规模养马，唐宋都不例外。汉族丰富的养马经验，严格地说是军事需要的结果而非农业的成果。所以一旦汉族和游牧族的融合完成，矛盾结束，养马业也就很快衰落。

三国以前，长期的并不稳定的农牧民族相处，带来内部的腐化分裂，招致了游牧民族的不断骚乱不侵，而导致这种冲突的客观自然条件原因，就是气候的变化。三国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恰也是中国气候由暖转冷的时候，不能认为只是巧合；在这段为期300多年的期间内，北方的年平均温度较现在下降了约摄氏1.5度，年平均温度每下降摄氏一度，北方的草原将向南推移几百里之多，鲜卑拓跋正是觊觎南边的水草肥美而侵占了广大的黄河流域土地。一旦建立起统一的北魏政权，便陷入了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包围，这使北魏政权认识到，要统治好汉族，必须发展农业，起用汉族士人作文官。定都平城以后，农业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鲜卑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有意于兴农求利，不愿继续停留在畜牧业，这导致畜牧业退居成次于农耕的行业。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更是这种汉化的有意识的进一步措施。为了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除采取均田制等政策措施外，总结农业历史的经验，辅以农业技术的推广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正是在这种条件的推动下，曾任高阳太守的贾思勰写成了不朽的《齐民要术》。

我们可以从《齐民要术》这部书的内容结构，看出农耕的汉族和畜牧族交融的痕迹。先看《齐民要术》的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相牛马及诸病方法；养羊第五十七；养猪第五十八；养鸡第五十九；养鹅鸭第六十；这是全书的畜牧部分（还有养鱼第六十一因包括水生植物在内，不计在畜牧内）。按其标题的次序看，牛在马和羊之前，体现了农耕是重点，猪退居牛、马、驴、骡、羊之后，也反映了北方农业的特点。但如按叙述文字的内容和数量来看，情况发生了颠倒，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牛的字数仅和鸡鹅鸭一样，只各占6.06%，猪居末位，仅3.93%。因而按字数的次序是：马、羊、牛、鸡、鹅鸭、猪。驴的饲养方式和马相似：“驴，大都类马，不复别起条端”一笔带过；骡则只有极短几行字带过。对马的叙述，着重“相马”，相马的目的在选挑善于奔跑的军马，如什么样的马，日行五百里，什么样的的马，日行千里之类。相马的内容都引自汉代的《相马经》，饲养和治病部分则为《齐民要术》所增加。养羊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中制作毡，酥酪和干酪的方法反映了牧民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把畜牧和种植合起来看，则种植业的比重远超过牧业，二者约成79.01:20.98之比。笔者感到这个比例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北魏时期汉族和游牧族融合中，北魏统治阶级采取汉化和重农政策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此后中国的重要农书中，马都从农书中分离出去，以专书出现。像元·王桢《农书》，畜养篇的内容甚少，并把马虚立于牛之前，说：“今农家以牛为本，虽以马为首，略叙于此。”一笔带过，正式从养牛开始。徐光启《农政全书》和清《授时通考》虽也引用了《齐民要术》等的大量历代马的资料，但它们的性质与《齐民要术》完全不同，不是反映明或清代的情况，只不过是历史文献的摘录而已。《农政全书》的真正贡献是新增了非常有价值的淡水养鱼和养鸡的经验和养蜂、治狗的处方等。魏太武帝灭夏后曾在河西建立大牧场，养马200万匹，牛羊无数；孝文帝迁都洛阳，建河阳（今汲县）牧场，养军马10万匹，又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先送到并州牧场，过一段时间再迁到河阳，使之逐渐适应内地风土。所以《齐民要术》时所录的养马相马经验是实用的技术，完全不同于后世农书的照抄古书。



北魏的统治是与南朝相对峙，所以《齐民要术》的叙述只限于黄河流域，但也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得南方农业的一些情况，将其专列为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其中所提到的如苕子，蒋（即雕胡）等都很有价值。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北魏在异族统治下却写出了像《齐民要术》这样的名著，而南朝为人文精英会聚之，却出不了一本农书？我想，历史地看，南方的农业虽然起步甚早，河姆渡与裴李岗几乎同时，但因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稀少，不赖农耕，也可给食，延缓了发展。（还有一个现在无法解答的原因是南方良渚文化的突然中断，楚文化的成就尚未揭发等，这里暂不提它）。秦汉大统一以后，北方已有两千年的文字使用历史，而南方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生活。缺乏如北方那样的丰富农业经验和历史文献的积累，即使要写，也不可能像《齐民要术》那样的旁征博引。但这仍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应到南朝本身去找。南方是从三国吴开始，加快了开发，东晋至南朝，又大大加快了步伐，无论从哪方面看，南方的农业特别是水利建设和水稻生产，已甚为发达，超过了北方。这得力于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带来的农业技术，和100多年下来的建设，人口增加了，新兴的城市也不断出现了，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提高了寄生在农民身上的上层贵族和士族的生活水平，谢灵运的《山居赋》所描绘的庄园农业（今浙江绍兴）之兴旺，即是很好见证。反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北魏在长期战乱后，农业的困境在《齐民要术》中却有明显的反映，突出之点在缺少肥料，在《齐民要术》中大田轮作都没有施肥，强调深耕多次中耕而不讲基肥追肥。只有蔬菜作物和大麻才讲述施肥，蚕矢成为重要的肥源，甚至连陈墙土都要利用起来，所以特别重视轮作和绿肥的应用。通常人们都把《齐民要术》所讲的强调轮作和使用绿肥，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在当时是出于 不得已的挖掘潜力的措施。南方则人多猪多，人畜粪也多，文献表明都作了充分利用。南朝的上层建筑如文学艺术佛家哲学以及医药科技都很发达，它们都是由农业支撑喂养起来的，但是贵族和士族们的生活奢靡享乐，精神玄虚避世，或寄情山水，闲适优逸，对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可说毫无体会。更谈不上写什么农书了。而农民的生活则在贵族寺院等的重重盘剥下，难以为继。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农业愈发展，愈培育了光辉的上层文化，上层统治阶级愈容易陷于奢靡享受。他们从不去关心农业生产却对农民追索不已，沉重的压迫，招致了官逼民反，最终以农民战争结束旧王朝的统治。反之，新建立的王朝，面临农业破坏，农民流离失所，百废待举的困难局面，则非常注意从安抚农民，恢复农业做起。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朝对峙中，北魏产生了像《齐民要术》这样的农学巨著，而作为农业远较北魏发达的南朝，却不见有农书问世的原故。强大的唐朝也没有产生足以昭垂后世的重大农书，留给后代，似乎也是出于同一规律，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