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赋役并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特别沉重为特色，而南方地区劳役相对较轻。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地域分工。北方役重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中心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工程众多，又是防边备战的军事重心，国防、战争需要大量兵员民夫，加以黄河河患频繁，常年劳役着数以万计的沿岸人民。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劳役地租转换的经济、财政价值同样十分重要，并体现了与政府之间的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沉重的劳役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古代北方；劳役；经济特征

古代赋役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剥削的基本形式，也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和基础。沉重的赋役负担，历来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常规的社会灾难。由于幅员辽阔，南北各地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距，赋役负担的强度各不相同。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兼涉近代)，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一般以淮河、秦岭为界)相比赋役并重，其中尤以劳役负担更重。这一问题的揭示或深入探讨，有利于深入研究中国赋役史的地域差别，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北方社会经济、政治的特征，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孤陋，尚未见到有关系统的专论，故不揣冒昧，将一些粗浅的认识撰写成文，就教于方家。

一、北方劳役沉重的史实

    之所以说北方劳役沉重。是与南方相比而言的，从这点出发。比较的时代就应当是统一的朝代。否则．在分裂割据时代，各政权劳役体制不一，传世史料不均，加以政治经济状况不同，难以比较并得到明确的认识。所以，本文就从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开始。

    众所周知，秦朝以最为剧烈的徭役张扬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悍。广建宫殿，修筑长城，营造陵墓，开铺驰道以及戍边征战，残酷地役使广大劳动人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1](《严安传》)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如秦始皇陵刑徒墓出土的陶文中，记载有明确籍贯者18人：东武(今山东武城西北)6人，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南)2人，杨氏(今河北宁晋附近)3人，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平阴(今河南孟津北)、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邹(今山东邹县西南)、訾(今河南巩县西南)各1人，赣榆(今江苏赣榆)2人。[2]赣榆与今山东接壤，在淮水以北。因此可以说这18人全属北方。另外，从以下几点，还可以推论服役者主要是北方人民。其一，秦朝兴起于西北，所吞并的六国，除楚国外，皆在北方，这就是说，统一前后的秦朝以北方地区为基本统治区，北方是其赋役的主要来源；其二，所兴建的种种工程，绝大多数在北方，应是就近调集劳动力。秦代虽无全国户口数字传世，但从后代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北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南方尚地旷人稀，不可能征集到大量劳力千里迢迢服役于北方。而在北方戍边或作战的部队，单纯考虑到战斗力而言，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服水土气候的南方人。其三，大兴徭役，引起相关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1](《严安传》)除吴、郢之外，其余5地皆在北方中原，可以说明北方徭役最重，涉及地区最广。

    两汉时期，大规模的徭役虽不及秦朝那么繁重，但决不轻松。对秦朝情况的推断同样可用于汉代，北方地区仍是赋役并重，并有史料可以证实。如桓帝初．有一首盛传的童谣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其背景是：“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人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3](《五行志》)由此可知，服役出征的主要是麦产区，而麦产区主要在北方。在此之前的汉和帝永元十三年，一道诏书披露说：“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4](《和帝纪》)其实整个北方边疆地区都经常承担着众剧的边役。又如京兆府的长陵，由于“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3](《郡国志》)原有5万户，至后汉灵帝光和中，逃亡流散仅余下不足4000户。汉代黄河之患频繁，治河之工，自然是沿河地区人民，仅汉成帝鸿嘉年间，沿黄河治河吏卒每年即3万以上。[1](《沟洫志九》)

    历史上第二次大征徭役扰乱天下的是隋炀帝时代，受害最严重地区还在北方。如大业元年为开通济渠，调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大业三年为开通驰道凿通太行山，调发河北10余郡丁男；[5](卷180)大业四年，为开永济渠，调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而且由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五年西征，“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大业七年征高丽，东部地区横遭摧残：“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齐郡邹平人王薄率先起义，以该郡长白山为据点，“避征役者多往归之”。[5](卷181)从此拉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人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6](《食货志》)在北方掀起的以北方为主要战区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有力证明了北方地区的徭役之重，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导致了社会大崩溃。

    接受隋朝灭亡教训的唐代,开创了中国古代的鼎盛局面。繁荣强大的唐朝建立在向人民征调赋役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时，北方人民也避免不了徭役百出的命运，而且以京师所在的关中最为突出。如贞观十三年魏征指责道：“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7](卷10)连年的劳役，人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的一道赦书也承认：“京畿近辅，百役所出……异于诸州。”[8](《赦宥》)唐高宗时，陕州甚至经常调发妇女修路，“顷年妇人役修乎道路，盖其常也”。[9](《历代盛衰户口》)，连妇女也常年承担重体力劳役，男子服役之多之重，便可想而知了。到了战乱或多事年代，人民的徭役负担越发沉重。唐代宗广德二年的南郊赦文即载道：“自凶蘖乱常，王室多难，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仅京城诸司和京兆府常规的征调人力，每月即多达84058人。[10](《南郊赦文》)武则天时陈子昂上书云：“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11](《陈子昂传》)北方的丁男一半被调至边防服役。唐代徭役以北方为重，集中在关中，还有明确的对比史料可以证明。如唐太宗时，高季辅言：“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11](《高季辅传》)所谓关、河，即关内及河南、河北诸道，当时正是唐代的经济重心所在地。而南方经济、人口虽然迅速增长，徭役相比北方而言还是不多的。如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江南西道宣州刺史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12](《食货志三》)

    北方役重、南方役轻的现象，到了北宋更加明显。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曾询问荆湖路转运使：“荆湖累年丰稔，又无徭役，民间苏否?”[13](《李惟清传》)可知荆湖路没有徭役或不常有徭役。宋仁宗时有官员言：“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伏知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比之北地，实为优幸！”[14](《食货》7之13至14)元丰年间，宋神宗派使臣整治楚州新河，临行前当面叮咛道：“东南不惯兴大役，卿且为朕爱惜兵民。”[15](卷1)而在北方则是另外一幅景象，朝廷仿佛换了一副心肠，不再抑或无法爱惜民力了。宋神宗时河东调夫30万建筑边防城寨，按户等配征，辽州上户至有配夫434人者，即使贫弱的下户也配至16人，远远超过了民户的实际承受能力。[13](《范育传》)陕西向前线运送军粮，大肆征发民夫，以至于延州诸县“丁夫发尽，已差及妇女”。[16](卷319)乡兵之役，也以北方为重，南方为轻。如宋神宗时实行的保甲法，重点即在北方：“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13](《兵志六》)也即其他路的保甲不必参加训练。宋代边患频繁，而边患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边防要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种徭役最重。宋哲宗元祐二年，侍御史王岩叟特别指出“三路常受天下之弊”，举例说：“初刺强丁或义勇，非百姓之乐也，而三路当之；后变义勇为保甲，教之以兵，人人之所共苦也，而三路当之。大兵西讨，深入绝境，陕西、河东之民身亡家破，室庐为空，而诸路不预也……夫以天下之大，不能无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常在于三路。”[16](卷398)各种劳役不但消耗了西北大部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甚至还吞噬了大批生命。仅宋太宗时的对灵州之役，陕西百姓随军运送粮草而死亡者，就多达10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