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元朝，各种制度多有南北差别，赋役方面，“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17](《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北方税粮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制按地亩征收夏秋二税。可知在北方更强调对身丁的控制，北方役法之重一如既往。许多民户因不堪重役，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南方地区。至元二十年崔或报告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18](《崔或传》)如此众多的北方人民流亡南方，原因显然是南方相对宽松。至元二十八年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19](《职役》)可知南方各种徭役一度比南宋时还轻。武宗至大二年平章政事约苏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俱无与”，因令富民岁收租5万石者质1子为军。但数年后元仁宗即位，遂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诛杀了约苏。[19](《兵一》)顺帝至正十一年，开黄河故道，征发汴梁、大名13路民夫15万人。[18](《顺帝纪》)民夫不堪重役而举起造反大旗，遂成为元末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进入明代，北方徭役有增无减，如河南省地处中原，“路当冲繁，差役比各省独重，而修河之费，又他省所无”。仅治理黄河一项，常调动数十万民夫。万历三十一年修河之役，两岸聚集30余万民夫，先后疫死者10余万人。[20](卷3)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山东滨海，御寇者有斥堠巡司之役；河人济尝决为患，有堤障之役；漕河资于百泉，有堰埭启闭浚治之役；东南舟车之络绎达于京师，有传舍津涂之役；京师百官六军以至边关仰给，有输挽之役；六宫薪木有供亿之役，监驷废而有孽牧之役……户口日耗而役日繁!”[21](《户口》)已成恶性循环。明代马政以民间养马为基础，而“江北民以便水草”，洪武六年要求1户养1匹，洪武二十三年改为5户养1匹，江南却是11户养1匹。[19](卷133《兵十三》)北方养马之役比南方重出1倍多，常因马死而倾家荡产。对此，明代的有识之士深有感触，多有对比。试举几例如下。

    然江南之役，恒以十年或以五年，甚则二三其年，休之日多，而役之日少。识治君子且蹙其容曰：“江南之民力竭矣!”今山东之役……盖无一年不受役者，民无息肩之期，民力之竭，何如哉?且此外有养马之役，有大户之役，又有不时借募之役，民力之竭，又何如哉?[22](《民役》)

    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3](《徐贞明传》)

    世谓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24]第一条言论，针对“江南之民力竭矣”而发，指出山东之役远重于江南，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后二条言论更是直接对比，正式明确提出北方重于役，南方重于赋。实际上据田培栋先生的研究，明代北方五省赋役并重，总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25]

清代赋役分布的地域差异，沿袭明代并进一步深化。“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26](《食货志二》)嘉庆十八年姚文田言：“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26](《姚文田传》)光绪五年阎敬铭言：“差徭累民实甚，北省悉然，山陕尤重。”[27](《职役二》)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申诉道：“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因请求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也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26](《食货志二》)劳役是当地人民最主要的负担，北方各地莫不如此。仅举挨门轮流的“门差”一例，即可见一斑。雍正时“北五省文武衙门，每晚各派更夫三四十名不等，又茶夫、灯夫、火夫，一月一轮，或数十名，或八九名不等；凡各官出入需用杠夫，多至百余名。皆挨户输当，城市乡村，无一得免，曰门差。[28](《职役》)粗看起来数量并不多，但各级各类衙门加在一起，每年役使人夫数量相当巨大。在南方地区，差徭多是雇役，境况相对好些，“南中多系雇役，与西北情形不同”[27](《职役二》)即是证据。

二、北方役重的原因与后果

    上文我们概述了八个统一朝代劳役分布不均现象，可以愈往后愈清楚地看到北方地区役重这一特征。既有此特殊性，就不得不探究其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北方役重有其必然性。

    首先，在中国古代，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重心。在8个统一朝代中．除明初洪武、建文两朝建都南京外，其余均建都于北方，北方地区是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称之为统治基地也未尝不可。都城附近便是劳役集中之地。如汉惠帝三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1](《惠帝纪》)古言“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等，也是这一史实的反映。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大多在北方进行，而这些活动无一不是驱使劳动人民服役的。北方劳役之重，势在必然，在劫难逃。

    在此，有必要说明另一种情况。从前文可以看到，唐代以前，并无直接的南北对比即南方役轻、北方役重的史料。这并不意味着役重是全国性的，南北相同。恰恰相反，而是表明南方广大地区没有纳入基本统治区。与北方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可比性。如汉代：“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地執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9](《货殖列传》)还有“越地多妇人”，[1](《五行志》)扬州“民二男五女”，淮南王国中“多女而少男”之说。[1](《地理志》)开发程度低，人口稀少尤其是青壮年男子少，加上远离京师和边防地带，所以赋役皆轻．就不足为奇了。唐代以来，南方．主要是东南地区经济人口迅猛发展，可以和北方相提并论，因而才有了可比性，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攀比。据此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看法：如果说唐以后北方之役重是相对南方而言的话，那么唐以前的朝廷大徭役绝大部分是北方人民承担的。

    第二，朝廷的大徭役中。边防之役是主要组成部分。而自秦汉到明清，边防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国防工事如长城、边塞的修筑，国防物资如粮草的运输，都是数以万计的民夫流血流汗完成的，而北方人民是直接的和主要的人力资源。如明代“今沿边之民，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30](《上边议八事》)有关史料，前文已经显示，勿需再言。在此仅举劳役制之外的另一种劳役——支移。如宋代，因边防需要，总是要求民户将赋税自己交纳到边防驻军地区。宋太宗末年，陕西“本户税租，互遣他州送纳，往返千里，费耗十倍。愁苦怨叹，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无暂息。糇粮乏绝，力用殚穷”。[13](《张镒传》)以物力而论，所费10倍于应纳赋税，以时间而论，则陆陆续续占用了大半年!

    第三，封建政府由于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保护国土或扩张的需要，总是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对人民而言，强制性的兵役是经常性的，不可避免的义务。历史上的外患主要在北方，国内战争多也是以北方为主战场，战争大多在北方展开。北方人民由于地理环境和久经战争的历史缘故，身材高大，刚毅勇敢，多习武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31](《强兵策四》)如“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32](《移刺塔不也传》)所谓“山西出将”即由此而来。关中大汉、山东大汉也都是自古而然，他们因而是最好的兵源。唐代实行府兵制，657个折冲府分布10道，其中北方5道即有609个，占总数的92．6％。兵源都是当地百姓，“有军府州不得住五军府州”即可证明。[33](《尚书户部》)如唐太宗贞观五年戴胄上书言：“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壮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11](《戴冑传》)当时的陕州刺史崔善也言：“畿内户众，而丁壮悉籍府兵。”[12](《崔善传》)这还是正常的兵役，一旦有战事，常临时征募。如唐玄宗天宝十年南诏叛乱，朝廷下令“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由于南诏多瘴疠，北人南下不服水土，自然减员十分之七八，所以无人应募。官方便强行抓丁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致使北方“所在哭声振野!”[5](卷216)宋代军队多由北方人组成，西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军队也都是北方人。如蔡襄言：“自京西，江南东、西，广南东、西，两浙，福建等驻泊禁军，皆是北人。”[34](《论兵十事》)对南方人则轻易不招人军队。宋真宗时，宰相曾请求招募江淮、荆湖丁壮8万人充实西部边防。宋真宗否决道：“此不惟动摇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远戍西鄙，亦非便也。”[16](卷49)元朝主力部队为蒙古人，自是北人．汉人军队同样以北方人为多。如河南卫辉路，“民为兵者十之九，余皆单弱，贫民不堪力役”。[19](《职役》)当地青壮年男子竟绝大多数征招进入军队!明代的情况可以从利玛窦的记载中得悉：政府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一一其中之一称为辽东一一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35](P9)据田培栋先生的统计研究，北方5省中许多州县的军户都超过了总户数的1／3，不少县军户甚至占总户数的一半。[25]临时征召者，仍然多出自北方。如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遣使在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募兵4万人；明代宗景泰初，遣使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招募民兵戍守大同边防。[23](《兵志一》《兵志三》)诚如赵翼所言：“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士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36](《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明代边防重点是北方的“九边”，仅此，就可见北方服役者最多。

    第四，治理黄河之役，尤为沉重。横亘北方的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从先秦到民国的3000年间，决口泛滥达1593次，重要改道26次，大改道6次。自秦汉以来，黄河之患日益严重，堵口、修堤等治理工程是历朝历代政府的大事和沿黄人民的重大劳役。正所谓：“民间夫役，河工为大。”[28](《职役一》)尤其是河北、河南、山东等中下游地区，更是灾难沉重。如宋真宗时，“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37](《都水使者赵霆奏黄河堤岸科夫修筑事御笔》)明代的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19](《职役二》)正常年景尚且年年如此，逢决口、改道，劳役人数和时间则要数倍增长。如元代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在豫东决口，朝廷调发南京路(治今开封)民夫即多达204323人。[18](《世祖纪十》)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探讨了北方役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北方役重这一特征。那么，如何评价这一历史现象?其后果如何?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首先应认识到的是，历代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最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换句话说，北方人民在沉重的实物地租之外，还贡献出更多的劳役地租。他们趼手胼足，在国防建设、公共事业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些劳役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劳役的本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地租形态，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集中体现。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是具体而量化的，劳役地租顶多只是一种时间的量化，难以与前者比较。这种地租形态，如果折算成直接的物质财富，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不亚于甚或超过同时所提供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如明代，“故事，河南八府岁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银三两”。[23](《刘天和传》)那么，若按河南每年河夫10万计，就是30万两!而清朝乾隆四十八年，仅一次豁免的河南河工摊派银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当年豁免“此次所请分年摊征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余两，以及上次摊征未完银九十四万五千余两”。[38](《蠲赈》)共10398920余两!诚如清末张之洞所揭露的那样：“所谓差徭者，非易民力也，乃敛民财也。”[27](《职役二》)仅此河夫之役所折成的货币地租，就可看出劳役地租的经济价值和财政意义。北方地区所付出的地租总量，即使在封建社会后期也不亚于南方，北方劳役的经济意义同样十分重要，其价值不可低估。

    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重要区别在于，劳役地租是地租的最低形态，更直接体现并强调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国家对人民的奴役。因而，强制性更突出，剥削更严重。因为“赋有常经，徭无定额”，往往是“既无定时，又无定数”，[27](《职役》)“上命非时曰杂役”。[23](《食货志二》)与赋税剥削相比，劳役剥削随意性强，更容易失控。北方的劳役几乎制约了所有青壮年男子和部分妇女，使之被迫按官方指定的范围和目的从事劳动，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被剥夺，生产时间被剥夺，劳动成果则被无偿占用。如果说南方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话，那么北方则主要体现在农民与政府之间。北方人民与政府和政治、军事的直接联系比南方密切，北方人民与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也更严重。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北方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和命运。

重役有利于国防，有利于官方，但带给北方人民的却是灾难，既恶化了北方的生产关系，又严重阻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首先，无节制的大规模徭役，占用了大量生产时间和劳动力，劳动力不能更多地、充分地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使正常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遭到严重损失。该耕种时不能耕种，该收获时无法收获，千百年来经常如此，损失无法估量。也就是说，若无此重役，北方地区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文明。其二，残暴的大徭役，经常导致役夫因战争、瘟疫、工伤事故、饥寒而伤亡，仅从前文所举例子就可看出，一场徭役行动即死亡10余万人，对生产力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徭役像黑洞一样吞噬了难以数计的宝贵生命，破坏性不亚于一场大战争。再者，许多人因躲避徭役，采取消极反抗方式而自残，丧失了生产能力或自身再生产能力。著名的有隋朝人民被砍去手或脚，称“福手福足”。而明朝畿辅地区不少男子则自宫充当宦官。[39](《禁白宫》)以致有人说“燕云只有四种人多：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20](卷3)自杀避自身或家人劳役者，也是史不绝书。其三，为逃避徭役，大批人民流亡他乡，致使北方许多地方土地抛荒，人烟稀少。如前文所言，元朝至元年间流亡江南的有15万户约100多万人；明朝弘治年间，北方人民避役到汉中地区者10多万人。[40](《巡抚事宜疏》)人口南移，此消彼长，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南北经济的差距。其四，反抗徭役经常引起农民起义，农民对官府的打击和官兵的镇压战争，对北方经济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总之，重役造成北方经济的损失以及北方人民所作的巨大牺牲，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北方经济在此不断阻碍摧残下，元气大伤，宋以后遂落后于南方，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