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论、二元对立论，于是才有历史上的“大一统”；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有“严华夷之辨”；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阶级斗争为纲”；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结。
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19）的空前大劫难，确实表现出空前的“救世”热情，问题是谁是“救世”的主体？此时此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主——“圣人”的出世 。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0）孔子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1）孟子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22）荀子则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23）的“绝对圣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则努力论证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24）的独裁君王。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5）的呐喊。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


这种“救世主”情结被先秦知识分子们牢固地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它使后世的独裁君主们找到了神化自身的灵光，也为苦难深重的愚民们预设了一张难以充饥的画饼，回顾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寻找“大救星”的造神运动，我们就不难想象这种“救世主”情结的消极影响是何等难以克服。

二

不管怎么说，先秦时代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因为这时的知识分子毕竟可以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时代还允许他们坚持独立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权者还能够倾听他们的话语，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时刻，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
然而凌空出世的秦始皇在横扫六合，混一宇内之后，立刻将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永远地结束了。为了建立一系万世的大帝国，对他来说，他既不需要知识分子充当什么“帝者师”，也不需要知识分子兜售自己的主张，相反，他需要的是尽快地建立起意识形态霸权，彻底禁绝过去知识界那种“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26）的“自由化”局面，他认为既然是“朕既国家”，那世界就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只能是为“绝对权力”服务。
这无疑给刚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当头一棒，使他们顿时陷入痛苦的两难选择中：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还没等他们对此作出回答，秦始皇就用“焚书坑儒”给予他们以最严厉的警告：或者跪下双膝，成为帝国的顺民；或者从肉体上被消灭！
但实践证实，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足为训，他根本不懂“逆取而顺守”的政治学原理，结果把这一群体推向自己的反面，使他们在反秦风暴中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想站到强权的反面，关键是你如何把他们纳入帝国政治的权力圈之中。
真正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他在认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还是应该把知识分子“养”起来，以便为己所用。然而知识分子再搞战国时代那种“处士横议”的妄动是绝对不允许的，从今以后规定知识分子必须“贩卖”我皇帝认可的主张，搞得好的，“劝以官禄”；“攻乎异端”者不仅会丢掉饭碗，而且仍然有一个深坑在等待着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对知识分子来说怎么办呢？是彻底放弃追求真理的职责，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而博得个荫妻封子、荣华富贵；还是因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而被抛进阴冷黑暗的深坑中？两千年前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强权和利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决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真正坐实了由韩非子提出而秦始皇没能实现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27），从而为后世的专制帝王们提供了一条驾驭知识分子的思想绳索，而且也为梦想“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铺设了一条必由之路——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机器上大大小小的螺丝钉，为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鞠躬尽瘁。 正因为这一决策具有如此奇效，所以历史上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以“儒术”为唯一信仰的意识形态霸权却始终岿然未动。
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大灾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历史使命的失落，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死灭，因为，严格地说，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正确称谓应叫做“士大夫” 。而“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于思想的禁锢，而思想的禁锢则始于某种思想的“独尊”。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龛中，也会化为腐臭， 而腐臭的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堵塞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此只能用钦定的思想思考，用钦定的思想生活，于是人们也就成了一群思想奴隶。而这些思想奴隶“常常不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得健康（指实现人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完全放弃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还自以为是健康的，他已完全丧失了其个性和发展性。”（28）这是一种多么可怖的精神“阉割”！历史证明，数千年来，在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中，关心的无非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理论上千方百计地证明专制压迫的合理性，竭尽全力地抵御意识形态霸权以外的异端思想。为此，他们搞出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这些东西不管多么烦琐，多么玄妙，多么精致，多么详尽，但一无例外都是些思想奴化后的精神垃圾，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


思想的奴化必然导致人格的奴化。这点从“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那种对上的奴颜婢膝和对己的自唾自贱的人格表现上看得非常清楚。“杀身以成仁”（29）、“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0）、“说大人则藐之”（31）的传统逐渐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义大旗掩盖下的卑言卑行、伪言伪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丧失了耻辱感。其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被虐的麻木。几千年来，昏君暴主的淫威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一句空话，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历史上的记载，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罢官削爵、大刑伺候、陵迟处死、祸灭九族……，然而他们对待这一切施虐却一无例外地高喊一声“谢主龙恩”。人们会问：这是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人格吗？难道他们还不如动物吗？动物在被虐时尚且知道反击，人为什么在被蹂躏践踏之后，还要对施虐者千恩万谢？一个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结果必然是行为的奴化。也许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怜，其实不然，这些吃着皇粮，穿着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的体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爷面孔，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这群施虐者既残暴又贪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官箴；“杀人众者为忠臣”（32）已经成为官僚们的统治术。自古以来，中国何以被称为“灾荒之国”、“腐败之国”？与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在支撑着一个罪恶的专制制度是截然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