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人反驳说：士大夫们不是也曾涌现出为数不少“舍生取义”的孤臣孽子吗？不是也曾喊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的响亮口号吗？确实如此，谁也不曾否认过这些。但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士大夫的整体品格吗？再说这个“义”，这个“天下”是谁家之“义”？是谁家之“天下”？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明成祖与方孝儒的一段对话，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争，成祖说：“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说：“成王安在？”成祖说：“彼自焚死。”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说：“国赖长君。”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说：“此朕家事！”（34）这段对话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驳者，也为古往今来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们的悲壮抗争定了性，一句话，在帝王们的眼中，这纯属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奠定人类今后走向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十五——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此时（明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这一亘古之奇变懵然无知，他们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黑暗的深渊中滑行，终日醉心于帮忙帮闲、科举八股、考据训诂、吟花弄月、党同伐异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期间，西方文明也曾几次敲打过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令人痛心的是，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中国士大夫，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反应。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专制主义已经达到一种空前的极至状态，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专制帝王们需要的是“有用型的奴才”，那么到了这时，则更需要“听话型的奴才”。为了使知识分子完成这种转型，从痞子皇帝朱元璋起，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大搞文字狱，强化本已足够严厉的思想禁锢，这种“改造”活动一直延续到“乾嘉盛世”。从此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精神空间也丧失殆尽了，他们完全蜕化成一群政治木偶，完全失去了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判断能力。这点，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连串国难中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屡战屡败？中国的士大夫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过去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日本知识分子却很快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翻然醒悟，立刻掀起了“开国欧化”的运动，使日本迅速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与此恰恰相反，在我们屡战屡败之际，士大夫们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所谓“严华夷之辨”的朝贡体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仍然搞什么“中体西用”；仍然认为孔子能够救中国，仍然不想虚心向西方学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司令伊藤致信邓世昌说：“贵国的现状无疑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现在这种体制已经过时了。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关闭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国在过去的30年中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又是如何屏弃了旧制度而采用了新制度。贵国也应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灭亡。”（35）这番话出自一个战败我们的敌人之口，它是对中国士大夫的劝戒，还是警告？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两国知识分子天壤相悬的素质差距吗？应该说，中国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奴性化的中国士大夫们是难辞其咎的！


如何面对这次来自西方、波及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救亡”？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式的农民造反运动失败了；官僚士大夫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正当“伤心铁铸九州错，棘手棋争一着难”（36）之际，满目创痍的祖国又开始呼唤她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了，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生于忧患”的群体。
“甲午战争”惨败后，神州陆沉，社稷丘墟，此时从黑暗中再次走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全都以在野派的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与当权派对抗，不管二者有何区别，这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是旷古未有的，这就为中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但必须指出，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理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一个旧制度灭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是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大混战，旧文化又借机卷土重来、沉渣浮泛，什么“定孔教为国教”（37）、“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38）……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大有将现世拖回旧的轨道之势。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此为契机，中国第一代自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运动中孕育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纵观中国史，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狂欢节，这场狂欢节的主题就是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旧文化彻底决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设新文化，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而他们所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所走的道路则是“启蒙”之路，所争取的则是“个性解放”，是“人权”，所批判的则是“吃人”的社会，所要争脱的则是虚幻的集体主义枷锁，所提倡的则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终于承担起追求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且第一次与世界发展之大潮接轨了。
但是，中国这块被无数次血与火蹂躏过的焦土，似乎丧失了生机，绝对不是几次“运动”、几声呐喊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亿万民众还是由润土、华老栓、阿Q、祥林嫂……组成的民众时，当他们面对着兵荒马乱、饥饿贫穷、亡国灭种的绝境时，他们肯定更愿意接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们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注定在现实中唱不了主角，“启蒙”之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中也注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势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们再次走上与强权相结合的老路，成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飘来飘去的鸿毛，在新理想主义的大旗下作个摇旗呐喊小卒。
悲壮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如飘风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后的知识分子很快卷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武装斗争中，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帝制下，当权者还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高调；虽然有“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让人不寒而栗的绞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饭碗”还是有的；对于少数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义者，还留了一小块“种豆南山下”的“自留地”。总之，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高级奴才，等而下之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