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这个评价应该说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汉宣帝主张为政要“霸王道杂之”，用人不拘一格，“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怎么能说他只是不得不和儒教“妥协”而表面上对循吏教化“敷衍”呢？
    《汉书·循吏传》在谈到宣帝朝的吏治时说：
    “是故汉室良吏，于是为盛，称重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余英时在阐述“教化型的循吏”辈出于宣帝之世时，引用了这段文字。但他把文中“若赵广汉”至“或抵罪诛”这几句删节了，于是读者所见的“汉世良吏”就只剩了王成以下诸人。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和张敞5人，除韩延寿“上礼义，好古教”之外，其余4人皆以明察严酷著称，严延年在《汉书》中且列入《酷吏传》。余英时把他们从班固所称的“汉世良吏”中删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他心目中“循吏”的标准。其实，能够关心民间疾苦的“良吏”，并不限于儒生出身的“循吏”；而儒生出身的“循吏”，其推行的教化也未必没有伪饰。赵广汉出身郡吏，为官明察苛严，任颍川太守时打击豪强大姓，“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慄”；后为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①而名列《循吏传》的黄霸，虽然在颍川太守任内被传颂“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善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以此得到了汉宣帝的褒奖，其后还升迁丞相并封侯。但他把飞集丞相府的鹖雀附会为神雀，上奏宣帝以为祥瑞。京兆尹张敞揭穿了黄霸的弄虚作假，并指出其在颍川所作所为乃是倡导官属“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黄霸因此“甚慙”。②另一个名列《循吏传》的王成，任胶东相时“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甚有声”，以此得赐爵增秩。但王成死后，也被揭露所谓招怀流民八万余口，乃是他“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③可见有些以推行教化著称的“循吏”，其政绩纯属欺世盗名。
    “循吏”和“酷吏”都是封建官僚队伍的成员，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们为官治民或偏重教化，或偏重刑罚，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如果就政绩和操守而言，无论是“循吏”或“酷吏”，都是参差不齐的，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循吏”高于“酷吏”。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称酷吏“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班固的《汉书》虽然没有把“任刑罚”的“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列入《循吏传》，却在序论中把他们与王成、黄霸等“循吏”并称“汉世良吏”，也说他们“皆称其位”。司马迁和班固对“循吏”和“酷吏”的评论，应该说都是较为全面和平实的。
    汉武帝为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大力表彰儒术，并为知识阶层开辟了广阔的仕途。由于文化背景和专业分工的差别，汉代的官吏仍然存在着儒生和文法吏两大群体。儒生属于知识阶层自不用说，和秦朝比较起来，文法吏也有更多的人出身于知识阶层。自从儒家学说被官方提升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封建政治文化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儒家色彩。甚至一些并非儒生出身的文法吏也以缘饰儒术作为时尚。张汤以学狱律令仕宦，“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可以说是文法吏的代表性人物。他因武帝崇儒，“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①还有一些文法吏，索性转学儒术而成为儒生。如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后以贤良文学应征，拜为博士。公孙弘官运亨通，直至封为丞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以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②综观武帝以后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凡是专任刑罚而不知教化的酷吏，或拘守儒术而不善理事的官吏，大都不能得到真正的重用。汉代经学兴盛，师儒甚多。《汉书·儒林传》中一些以讲学授业为己任的经师，可以说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但他们或者从未跨入仕途，或者只担任博士一类的学官。他们培养出来的门生，有的从政以后颇有政绩，有的甚至官居显位，但这些“师儒”自身对于实际政务是完全隔膜的。
    生活在东汉的王充曾经对儒生和文吏这两个群体的表现作过比较。他认为“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王充出身儒生，他重儒生而轻文吏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不能不承认：“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也。”“ 论善谋材，施用累能，期于有益。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儒生宣扬教化，对于封建政治文化不可或缺，但封建统治者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在政务的操作方面往往更多地依靠文吏。而“世俗”也因此轻儒生而重文吏，甚至“儒生之徒亦自相少”。这就是为什么终两汉之世，一些笃学的儒生始终为自己仕途不顺而心态不平的原因。我们今天评论汉代的吏治得失和知识阶层的历史作用，完全不必以儒生和文吏两个群体的区分而定其高下，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分析每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所起的作用，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
    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紧密结合。比如三纲五常，既是一种文化秩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是一种政治秩序。封建国家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各级官僚机构的职司虽各有分工，但都负有维持政治秩序和扶植文化秩序的责任。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总代表，不仅是政治秩序的最高权威，也是文化秩序延续和走向的最高决策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把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吏”的基本职责是维持政治秩序，执行朝廷法令；有的官吏推行教化，乃是以“师儒”的身份实践儒家的教义，而非政治秩序的要求；至于皇帝提倡教化，则是政治秩序对儒家大传统的一种“妥协”。这种观点对于有些希望提高知识阶层历史身价的人说来也许很有吸引力，但可惜它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历史存在和历史作用是我们民族值得珍惜的一笔历史文化遗产。仅就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众多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就足以让我们为古代知识阶层的成就感到自豪。但知识阶层的成份是复杂的，其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各个人对历史的贡献也是千差万别。历代的知识阶层都有一些逃逸山林的避世之士，而就知识阶层的整体来说，始终与封建政治有不解之缘。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它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它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这种依附性，更不能用儒家的道统观念来装饰古代的知识阶层，给它涂上一层比政治权力更为强势和虚幻的高贵的光圈。把历史的真实内容还给历史，这才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