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是一种忽视自然的“更新”和妇女为满足基本营养而进行的工作的“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语言关系，认为语言因其能反射出背后的权力而在概念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文化习惯于把妇女等同于动物，而动物低于人，因而动物化的妇女劣于人类，女性化的自然低于、从属于男性的文化；语言是维持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关键。象征和文学关系，从古希腊神话到现在的大众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妇女和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把自然比作阴性的、会生育的母亲，把未开垦的荒地比作处女等。经验性的关系，从一系列妇女被强暴、环境被破坏、吃肉、狩猎、动物试验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任人宰割等等经验事实中发现妇女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活生生的可感受到的经验性联系。精神和宗教关系，认为在犹太—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统治和地位身份的等级金字塔。在关于创世纪的叙述中，女性和自然就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认识论关系，它挑战西方传统的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客观、独立、理性的观察者进行客观认识的被动客体进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观点，认为观察者在等级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才是理解和评估认识的关键，因而要像先前想像的那样客观认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妇女统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相反，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自然和妇女)都是积极主动的，认识的知识内部存在多种未定的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角度来认识妇女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知识。政治关系，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和环境健康、反核反战、争取动物权利等行为刺激下产生的草根政治运动，其目标就是解构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重建更可行的正确处理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伦理关系，认为生态伦理可以消解把人与自然、男人与妇女、情感与理性、思想与身体对立的二元论，形成使二者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统治体系的转型。 
　?2?妇女与自然关系的转型。在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种关系在某个时候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父权制的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C.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人们把自身看成是身处其中的有限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神圣的东西，因而盛行万物有灵论和生殖崇拜。地球的形象是养育者母亲，在希腊传统中是盖娅(Gaia)，在基督教中是夏娃(Eve)，在尼罗河畔是艾西斯(Isis)。但科学革命以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发展，自然有机论(Organicism)逐渐让位于二元论、机械论和征服与统治自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采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世界观不仅在理性主义的故乡欧洲得以确立，还扩展到了全世界，促使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理想向帝国式的征服行为转化。21R.艾斯勒在《酒杯和刀刃》中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在畜牧业的父权制侵入之前是和平的农业文明。酒杯象征农业社会以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温情关系为特征的合作、和平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刀刃象征具有侵略、暴力倾向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男人统治的社会。刀刃被神话了，能取得统治地位者被认为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否则被认为太软弱、有女人气，因而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 
　?3?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妇女通过种植玉米与大地相互作用而生产了大约85%的食品，殖民地白人妇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事田野劳动的机会减少，工资劳动和家内劳动增多。妇女和乡村田园成了远离工厂和城市污染的理想避难所，同时中产阶级妇女也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然的教学研究和荒野漫游，进而积极参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自然和资源保护运动。全国有100多万妇女联合行动拯救国家的森林、荒野和野生动物，游说建立国家公园。在进步时期，美国妇女也以教育群众、鼓起公众舆论和确保良好生活条件为目标积极参与改善大众健康和卫生的运动，成立了诸如“纽约妇女市政联盟”、“匹兹堡烟尘消除委员会”等组织，反对把烟尘污染当成是进步和经济成功的象征。23另外，美国黑人妇女也在二十世纪初相继成立了萨利斯伯里有色人妇女市民联盟和亚特兰大邻居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要求改善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为本地的环境卫生、照明、下水道、水源和休闲娱乐场所的改善而请愿。 
　?4?妇女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分析了各族妇女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不同理念和作用，通过解析女性在七十年代以来的涉及环境的立法中的投票纪录，发现妇女因为是母亲而更关注家庭，男性因为是经济生产者而更关注竞争和理性，因此女性比男性对关注环境更有兴趣，尤其是对可能影响自己家庭的本地环境质量。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种族的妇女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处的地理或城市位置的不同而对环境的看法有所差异。在反对有害废弃物的抗议斗争中，白人妇女开始时强烈信奉用民主解决环境问题，但不久就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失所望。黑人妇女对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往往把反废弃物的斗争与民权联系起来。土著妇女与黑人妇女一样，对政府缺乏信心，但比其他妇女更多地囿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之内。由此可见，妇女争取环境正义最终会与反对更广泛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合流。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还非常重视妇女领袖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例如L.利尔的《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就从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探讨了卡逊的著述和行动，研究了她见证自然的动力、她在男性世界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她的思想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 
　　5?善待地球：前现代环境观与后现代环境观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环境观中，由盖娅、夏娃和艾西斯代表的自然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但不应该把自然看得比人类更强大，更不能把自然性别化。在现代环境观中，人类可以借助科技来统治自然，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后现代环境观虽然是对现代环境观的反动和超越，但却不是对前现代环境观的简单回归。应该看到，自然不但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还是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家，而且也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人类永远依赖和利用自然而生存，但也有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时不能妨碍自然继续存在的自由，男性和女性都应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到善待地球的生态运动中来。 
　?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深入发展。但如果继续单纯从女性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