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大发展。它认为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由于它后面的权力作用使之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环境史学家在批判核科学家等时如获至宝，纷纷用社会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但没想到的是生态学也不可能例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也是社会权力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反映自然的真实。科学哲学的发展给环境史以巨大冲击，有些环境史学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变迁与因果关系”的理论。有些环境史学家借助于人类学家C.格尔茨的解释理论，认为人文科学是追求相对主义而非寻求通则或规律的历史主义。据此可以分出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复杂性的深度的或好的(thick or good)解释和浅层的或不好的(thinorbad)解释。但他只重象征符号、忽略权力关系的理论也难以解决环境史学家面对的判断和评价问题。 
　?自兰克以来，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直是客观反映历史真实，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和知识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却直接攻击和消解这个基石。认为所谓真实不过是对事物的主观体验并通过主观解释而总结出的概念规定性，因而真实除了词语什么都不是，文本就是一切。而要反映真实更是不可能的，所谓内在感觉和观念与外在事物相符、观察者中立、观察过程可靠都不过是一个预设。实际上事物是不可反映的，任何反映都是反映者出于利益而对事物做出的意在控制的相似判断。这样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是事物失去了内容和价值，因而研究历史不过是非中立的作者对文本进行不客观的分析，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所谓历史求真不过是虚妄的幻想，得出的所谓“真理”不过是人们愿意接受语言迷惑的产物。进而言之，“真理”的作用在于证明强者的权力，使弱者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史所赖以存在的“认识唯实论”(epistemological realism)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大多数环境史学家的回应是我行我素，表面上不屑一顾，实际上却惊恐万分无力回答。对后现代主义挑战做出最详细回应的是W.克罗农。他通过对关于尘暴的不同文本之分析发现，在环境史的叙述中，人类话语比自然更处于核心地位。叙述结构是以开始、中程和结束三段来安排的，在排列历史事件时排除了与自己要写的历史无关的实践和细节，环境史学家因而对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施加了权力影响。也就是说环境史研究确实存在着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认为承认历史的多元及其意义的不确定就会导致环境史学家无法理性选择历史的相对主义。为了调和历史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他提出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强制性原则：一是环境史不能违反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环境史必须有生态意义；三是环境史必须反映环境史学家所在的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他还进而认为，好的环境史不仅是一系列地方的历史、讲述自然的历史，还应该像讲述人类史的历史那样叙述自然史的历史。44然而这个调和既未能捍卫传统史学反映外部实在的客观真理的基础，也未能充分反映叙述结构和权力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不能正视历史和自然都是我们建构的这一点。总之，后现代主义认为，环境史既不能用生态学整体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破坏，也不能用科学的客观性来反映自然和社会行动。环境史学也不能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不能评判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的不同文本。因此环境史必须超越基原主义(foundationalism),承认生态学的社会建构属性以及表现过程中权力的作用，不要从真理或谬误的角度，而要从是否可产生我们希望的和我们身后留下的世界的角度去评判不同的叙述。W.克罗农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大部分观点，但他认为，并非所有的自然都是人的创造，至少还有一部分自然是客观实在、存在于叙述文本之外，因而人和地球、其他造物和过程永远处于对话中。后现代主义理论最终也不能完整描述整个世界，环境史的知识永远是部分的和启发性的，最好的检验就是实证的结果。 
　?环境史认识论方面遇到的挑战无疑是非常严峻的，激烈的争论还在继续。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到底如何尚待继续观察，但对环境史这样一门与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紧密相关的学科来说，能否应对好挑战，不仅关系到环境史的发展前景，更关系到环境主义运动的方向，甚至我们共有的这个星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