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古史纲》（以下简称《史纲》）问世后，受到国内史学界普遍重视。该书以机构和制度，而国家则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军事首领与国王是本质不同的。因此，马克思说：“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basileia［巴赛勒斯］一词……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26]又说：“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27]
然而，对具体的事物应作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可以因为不能把英雄时代的巴赛勒斯与勒克斯和国王混同起来，就以为希腊罗马的城邦史上没有过国王和君主政体。以罗马来说，传说中的王政时代包括7个国王（勒克斯），一般认为共和国时代始于第7王高傲的塔克文被推翻后的公元前510—509年。[28]可是，在第6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进行改革后，罗马国家即城邦开始形成。可见，罗马在共和国建立之前，还是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君主政体的。
以希腊来说，从公元前9世纪末起城邦纷纷建立，军事民主制的荷马时代宣告结束，但巴赛勒斯并未随之消灭，而是作为新兴的城市国家的统治者继续存在。显然，这时的巴赛勒斯已不再是军事民主制的军事首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因其职的终身职与世袭制开始具有了国王或君主的意义。到公元前8世纪末，君主制在希腊世界基本上为贵族共和政体所代替。[29] 当代希腊史学者认为，雅典卫城建立于迈锡尼文明时期，提秀斯大约是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这时雅典国家初具雏形，进行了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的统一过程（即所谓“赛诺西辛”synoecism），自此雅典在王的统治之下。后来，出现军政官，由贵族选出充任，掌军权。大约从公元前1088年开始，王职继续保留，但王权为执政官（或称摄政官）所篡夺。执政官为终身职，被麦顿家族所垄断。约公元前753年后，执政官改为任期十年，不再必须由麦顿家族成员充任，至公元前683年后又改为一年一任。[30]看来，雅典城邦最初建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王权衰微，国家逐渐向贵族共和政体过渡。
古代城邦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最早的一种国家形式，因此它的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保留了大量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和外壳。这主要表现在三种政治机构上：由军事首领演化而来的城邦首领，由氏族长老议事会演化而来的氏族贵族会议：由氏族部落全体成员会议演化而来的公民男子战士的全体大会。在古代希腊、罗马和两河流域的城邦阶段，始终存在着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等机构，可以说这三种制度是上古城邦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觉得：第一、这些机构是城市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具有阶级性（城邦首领是统治者，贵族会议是贵族和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机构，公民大会是将广大奴隶和一些依附民排除在外的），因此与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军事民主制本质不同。第二、这些机构的存在，并不等于实行共和政体，更不是实行民主政体。如果城邦首领由一人充任，并且实际上采取终身世袭制，就应属于君主政体。如果城邦首领通过选举产生，不采取终生世袭制，就应属于共和政体。只有当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全体公民和公民大会之手时，才属于民主政体。
从《剑桥古代史》所附年表来看，古代两河流域的城邦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100年到2371年左右。[31]在此之前为史前时期，公元前3100—2700年为初史时期，公元前2700年后为早王朝后期。初史时期的早期阶段也叫“原始文字时期”，在这一阶段，古苏美尔城邦保留了许多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制度，文字中有“长老”和“人民大会”等词，尚未出现被译为“王”的卢伽尔（Lugal）这一称号。[32]但《剑桥古代史》并未使用共和制或民主制的术语来描述当时的政治状况，也没有称当时的苏美尔城邦为共和国。弗兰克福特在《近东文明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当时的苏美尔城邦存在着“地方自治”，一方面“每个公民都关心共同的福利”，另一方面“一小团有势力的人物处理当前的事务并有时将压制性的寡头政体强加于人民大众”；但又说，“我们不知寡头统治是否曾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制度。我们的原始文字时期的史料太少。无法揭示现存结构中的权力等极。”至于早王朝时期，他说：“在文献充分起来的早王朝时代，这一结构（指原始文字时期的政治结构——笔者）已经瓦解，旧制度巳成为不过是过去的幽灵般的残迹。但是，代替人民大会的不是寡头政体，而是个人的统治。”[33]照此看来，在两河流域城邦的最早阶段，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较起作用，但是否实行贵族寡头政体尚不能肯定；及至稍后时期则实行个人统治，应非共和政体。
古代苏美尔城邦的首领称“恩”（en）、“恩西”（ensi）和“卢伽尔”（Lugal），一般将卢伽尔译为王，恩西译为治理者或管辖者（governor）。“恩西”一词在原始文字时期已经出现，可能主要指本邦的政教首领，而“卢伽尔”可能主要指高于“恩西”和对其他邦兼有统治权的政治首领。[34]以“恩西”与实行共和政体的希腊罗马的城邦首领“执政官”相比，“恩西”似乎是终身职，并且实际世袭，个人掌握政权。《剑桥古代史》说，恩西“是事实上的统治者，其占支配地位的程度无疑取决于机缘遇合和个人品格等普通因素。如王表和拉格什及其邻邦的历史所表明，他们的地位至少实际上是世袭的，正常说来，儿子继承父位，同时也常因失败和篡位而中断”。[35]可是，希腊罗马的执政官的特点是由定期选举产生，不世袭，而且两人以上分掌政权。由此看来，以“恩西”为首领的古代两河流域城邦实行的政体更多地象是非专制君主政体，而不象是共和政体。
恩格斯指出：“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36]看来，在上古城邦建立时，掌握政权的有两股力量；一个是世袭王权；另一个是世袭贵族。两者在统治平民和奴隶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又互相争权夺利。在世袭王权占优势的地方和时候，君主政体就确立和巩固下来。在世袭贵族占上风的地方和时候，城邦首领的世袭王权被剥夺，国家就实行了共和政体，这种共和政体主要是贵族寡头政体。随着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和奴隶制高度发展的雅典等城邦，贵族寡头政体被推翻，最后建立起奴隶制城邦的最发达的政权形式——民主政体。总之，奴隶制城邦所实行的政体是多种多样的，随着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有变异，但其国体本质上相同，都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
 
总括上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