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港台历史学(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做法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种情况当做同样线上的一个阶段。"而许倬云则"把它当作是一种条件、一种境况。哪个条件跟哪个境况，它呈现的前面跟后面是怎么样，跟另外国家前面后面的同样的条件或境况的出现又有何异同，然后问结果为什么不一样。"〔73〕换言之，人们做比较研究有比"同"与比"异"两种。比"同"者更关注历史的通则与通例，这是一般进化论者的工作。比"异"者关心异处，由异处寻找出促使其异的那些条件，这是许倬云的关注点。他并认为这也是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74〕由此出发，许倬云指出做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第一步是靠比较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第二步是看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影响；第三步是看文明体系的制度有没有弹性，也就是说，"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我们还要比较它的功能。"〔75〕这就是许倬云有关文明比较的方法学观点。
其他，如张光直、李亦园所提倡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也是比较历史的方法之一。毛汉光在他的著作中，除应用计量、分析法外，比较法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76〕
在比较历史方法的应用上，除杜维运的比较史学，张光直、许倬云的古代文明比较，及毛汉光在中古史领域的史事人物比较外，较有影响的比较历史研究当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所共同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以及后来的专题研究计划，实际上组织者是要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变迁。不过所出版的论文与专书都是各区域的研究，没有比较。为此，1977年张玉法和王树槐分别撰写论文，比较沿江沿海各省在1860--1916年的农业改良和交通发展，〔77〕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 ＊ ＊
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力补充甚至更新，新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史家拥有更精确有效的研究工具，大大扩展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港台地区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
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第58页。
〔2〕〔65〕殷海光《怎样判别是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40、41页，第六、七章。
〔3〕〔4〕〔5〕《食货月刊》第一卷第三、十、十二期。
〔6〕〔14〕《食货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
〔7〕〔8〕〔12〕〔15〕《食货月刊》第五卷第一、四、一、九期。
〔9〕〔22〕《食货月刊》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10〕《史学评论》，第九期，1985。
〔11〕〔13〕〔48〕〔49〕《食货月刊》第二卷第二、六、十、十二期。
〔16〕〔21〕〔53〕〔57〕〔70〕〔77〕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1978，第73-151页。
〔17〕〔50〕黄培《历史学》，台北，学生书局，1974，第五章《史学方法的新动向》。
〔18〕〔56〕载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19〕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9，第204-205页。
〔20〕〔23〕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增订版，第183-186页。
〔24〕Hsu cho-yun《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B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6、65.
〔25〕〔26〕〔7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1-16页。
〔27〕参见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1969，政治大学影印博士论文。《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1988。《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1990。
〔28〕魏秀梅这六篇论文分别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二期、三期（下）、四期（上）、五期、十期、十三期。
〔29〕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63。
〔30〕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1971。
〔31〕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2〕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1975。
〔3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2。
〔34〕张朋园《湖南地方传统中的几个方面：量化分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十期，1982。
〔35〕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经济社会变迁（一八六○-一八九五）》，台湾研究丛刊第115种，1978。
〔36〕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学生书局，1991。
〔37〕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70。
〔38〕刑义田《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载许倬云等《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
〔39〕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食货月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合刊，1986。
〔40〕施俊吉《沉默的鹿港》，《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1980。
〔41〕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近史所， 1983，代序。
〔4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1988，第222页。
〔43〕殷海光《经验科学的整合基础》，香港《现代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57。
〔4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文星书店，1966，序言。
〔45〕〔46〕〔66〕《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6-7页，149页，21页。
〔4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1〕会议纪录收入思与言杂志社编《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
〔52〕《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第7页，35页。
〔54〕张瑞德《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九期，1981。
〔55〕梁其姿译《心态历史》，《思与言》第二十卷第四期， 1982。
〔5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
〔59〕〔61〕《食货月刊》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
〔60〕《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七期，1978。
〔61〕《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62〕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
〔63〕这批论文包括朱宏源《宋教仁的政治人格》，台大政治所，1977。陈建隆《周恩来的政治人格》，文化大学大陆所，1980。符儒友《黄克强的政治人格》，政大政治所，1982。杨开云《康有为政治人格之研究》，政大政治所，1981。聂崇章《孙中山革命人格的形成》，台大政治所，1974。杨碧玉《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所，1989。
〔64〕戎笙《台港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1987年第一期。
〔67〕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自序。
〔68〕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69〕杜维运《史学上的比较方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七卷第二期，1974。后收入杜著《史学方法论》一书中。
〔71〕〔72〕〔73〕〔74〕〔75〕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4、220、17-18、11-13页。＊
其他，如张光直、李亦园所提倡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也是比较历史的方法之一。毛汉光在他的著作中，除应用计量、分析法外，比较法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76〕
在比较历史方法的应用上，除杜维运的比较史学，张光直、许倬云的古代文明比较，及毛汉光在中古史领域的史事人物比较外，较有影响的比较历史研究当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所共同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以及后来的专题研究计划，实际上组织者是要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变迁。不过所出版的论文与专书都是各区域的研究，没有比较。为此，1977年张玉法和王树槐分别撰写论文，比较沿江沿海各省在1860--1916年的农业改良和交通发展，〔77〕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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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力补充甚至更新，新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史家拥有更精确有效的研究工具，大大扩展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港台地区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
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第58页。
〔2〕〔65〕殷海光《怎样判别是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40、41页，第六、七章。
〔3〕〔4〕〔5〕《食货月刊》第一卷第三、十、十二期。
〔6〕〔14〕《食货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
〔7〕〔8〕〔12〕〔15〕《食货月刊》第五卷第一、四、一、九期。
〔9〕〔22〕《食货月刊》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10〕《史学评论》，第九期，1985。
〔11〕〔13〕〔48〕〔49〕《食货月刊》第二卷第二、六、十、十二期。
〔16〕〔21〕〔53〕〔57〕〔70〕〔77〕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1978，第73-151页。
〔17〕〔50〕黄培《历史学》，台北，学生书局，1974，第五章《史学方法的新动向》。
〔18〕〔56〕载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19〕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9，第204-205页。
〔20〕〔23〕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增订版，第183-186页。
〔24〕Hsu cho-yun《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B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6、65.
〔25〕〔26〕〔7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1-16页。
〔27〕参见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1969，政治大学影印博士论文。《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1988。《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1990。
〔28〕魏秀梅这六篇论文分别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二期、三期（下）、四期（上）、五期、十期、十三期。
〔29〕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63。
〔30〕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1971。
〔31〕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2〕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1975。
〔3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2。
〔34〕张朋园《湖南地方传统中的几个方面：量化分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十期，1982。
〔35〕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经济社会变迁（一八六○-一八九五）》，台湾研究丛刊第115种，1978。
〔36〕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学生书局，1991。
〔37〕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70。
〔38〕刑义田《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载许倬云等《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
〔39〕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食货月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合刊，1986。
〔40〕施俊吉《沉默的鹿港》，《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1980。
〔41〕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近史所， 1983，代序。
〔4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1988，第222页。
〔43〕殷海光《经验科学的整合基础》，香港《现代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57。
〔4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文星书店，1966，序言。
〔45〕〔46〕〔66〕《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6-7页，149页，21页。
〔4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1〕会议纪录收入思与言杂志社编《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
〔52〕《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第7页，35页。
〔54〕张瑞德《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九期，1981。
〔55〕梁其姿译《心态历史》，《思与言》第二十卷第四期， 1982。
〔5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
〔59〕〔61〕《食货月刊》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
〔60〕《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七期，1978。
〔61〕《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62〕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
〔63〕这批论文包括朱宏源《宋教仁的政治人格》，台大政治所，1977。陈建隆《周恩来的政治人格》，文化大学大陆所，1980。符儒友《黄克强的政治人格》，政大政治所，1982。杨开云《康有为政治人格之研究》，政大政治所，1981。聂崇章《孙中山革命人格的形成》，台大政治所，1974。杨碧玉《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所，1989。
〔64〕戎笙《台港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1987年第一期。
〔67〕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自序。
〔68〕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69〕杜维运《史学上的比较方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七卷第二期，1974。后收入杜著《史学方法论》一书中。
〔71〕〔72〕〔73〕〔74〕〔75〕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4、220、17-18、1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