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具有疑古辨伪观念的进步史家中，对顾颉刚先生影响较大的是郑樵、姚际恒的崔述。顾颉刚先生曾自述：“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解释。”在郑、姚、崔三人的启迪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9）这里，特别值得我们论析的是崔述对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崔述（1740—1816年），字东壁，是十八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在乾嘉之世，在以烦琐考据为最大特色的专门汉学盛行的年代里，崔述“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既不象汉儒固守家法师说，亦不似宋儒专以己意讲求义理，而是远承司马迁治史之法，坚持“考而后信”的求实立场。他竭毕生之力著述而成《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以为实言”（10）。他以“经”为信史，以经书里的记载驳斥诸子及后儒附会于古史中的种种神话传说，相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崔述的研究方法及古史观点，给予顾颉刚先生以重大启示。他们疑古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都是“剥皮主义”的方法（11），这种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进化特色。他们因为深信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信有什么“三代盛世”那样一个灿烂的上古时代；他们不仅怀疑上古时代、而且认为这传说中的古史体系是随着历史的流变而逐渐造成的。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12）顾颉刚先生则说：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只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13）。如果我们把崔、顾二氏的观点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论述时所取例证都甚相似。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史学史上疑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疑古思想又深受晚清今文经学家思想的影响。今文经学是晚清的一股学术思潮，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均有很大影响。晚清今文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晚清今文经学家打破儒家所谓孔子以前“道统”与“王统”合一，孔子以后“道统”与“王统”分离的传统观念，认为古文经学家讴歌的三代质文礼制并非真正存在于古史上的典章制度，而是周、秦诸子托古改制的理想。第二，晚清今文学家否定了古文经学家的退化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只能是时愈久而治愈隆。第三，晚清今文经学家不相信古文经学家的经典和经说，认为古文家特有的经典（如《周礼》、《左传》等）和经说（如费氏《易》、孔氏《尚书》、《诗毛传》等）都是伪书。总之，晚清今文学家以其进化史观转变了中国史学的风气，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其大胆的怀疑精神诱发出人们要求对一切古史作重新估价的愿望，诱发出人们要求在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古史、探明古史真相的愿望。所以，可以说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动力”（14）。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历代疑古辨伪优良传统与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都对顾颉刚先生有过较大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顾颉刚先生与那些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学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区别。古代学者大多脱不出儒家范围，他们疑古、疑经、辨伪，都是极有限度的，其最终目的是捍卫儒家圣道。比如崔述，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位怀疑精神最为强烈的学者了，但他的信仰和孔际的气味仍很重，他的疑古思想中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儒家成见，他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只是他的手段（16）。康有为等晚清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也只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把自己塑造为现实社会中的改伪，是近代政治家的辨伪。顾颉刚先生做的是疑古疑经辨伪的工作，这从形式上看，与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经学家并无二样，其实却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们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17）顾先生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不是为了推倒封建偶像而树立别一种权威，而是为了彻底驱除传统史学中的宗教迷妄，考辨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建立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他在考辨古史过程中，毫无家派成见，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特别注重运用近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这是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方法论与学术成就
“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大流派。“信古”派，抱残守缺，坚持封建主义史学立场，是“五四”后中国史学界的一股逆流。王国维先生创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参验，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8）他们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证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真实、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坚实基础。“释古”派，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将史料融会贯通，“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19），不仅要阐明历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信古”派持反对立场，力图扫荡不科学、不真实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派态度相近，力图建设真实、科学的古史体系。“疑古”派与“考古”派的工作，是“释古”派史学研究的前提。所以，顾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