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考辨、研究古史，运用的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顾先生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胡适。他曾说，二十年代初期，听了胡适的讲学，读了胡适发表的文章，不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而且从中领悟并接受了史学方法。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逐渐演变的线索”。研究历史，必须“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20）但是，顾先生与胡适又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五四”前后，胡适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21），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作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在政治上是始终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顾颉刚先生继承胡适早期思想中反封建的积极因素，而对于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反对的。顾先生曾宣称：“我自己决不反对唯史观。”“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22）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顾先生以“下学”自居，而把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史家誉之为“上达”，愿把自己疑古辨伪工作当做科学史家研究历史的初步准备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见解。第二，胡适的方法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研究历史，虽有一点成绩，但最终是绝不可能探究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只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胡适虽然对顾颉刚先生有过影响，对疑古思潮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自己却堕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丧失了早期的反封建精神。顾颉刚先生承受了胡适方法论中的积极因素，因而扬弃其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他坚信历史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认为伪史料也有其作用。他的疑古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一种“求信”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王国维先生的“考古”，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把建设可信的、科学的古史体系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23）。我们今天研究古史，首要工作便是摧毁这漏洞百出的古史体系。他认为，“历史演进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传说的钥匙，正是解决古史中许多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上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层次。”（24）“历史演进法”虽未必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方法研究历史，确可在某些方面揭示历史传说变迁的轨迹。比如：顾先生引《诗经》中《商颂》、《大雅》等资料，说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历史并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于意识之中，更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到作《论语》时，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尧、舜，但这时的尧、舜还是受人推崇的理想的古王，并无事实可称道；而到作《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时，尧、舜的名下已被人们记载了许多王功圣德，这人化的圣王似乎确实曾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了。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充分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25）。在这里，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分析传统的古史体系，虽然没有能揭示中国古史的真相，但说明了传统古史体系的不可信，并通过对传统古史体系形成过程的剖析，说明了各时代的人伪造古史的原因，这对春秋至秦汉的政治史、学术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他研究古史，破坏了传统的封建古史体系而建设起真实可信的战国秦汉政治史、学术史体系，他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战国秦汉人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名作，至今读来仍给以不少科学的启迪。他研究经，摧毁其神圣地位，而确立其在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他的不少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当然，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对此，顾先生自己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我所研究的材料”，“不是古代的全部材料”，“不完全为真材料”；“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结合现在考古学的材料来看顾颉刚先生当日的观点，就必然会觉得其疑古太过，甚至会认为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了。但这是不能苛求顾先生的。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顾颉刚先生以摧毁传统的古史体系，破坏封建史学为职志而提出自己的疑古思想，这是有其时代必然性的。另方面，考古学在当时才开始显露昌盛之势，尚未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在此学术条件下产生的顾氏疑古思想，不能不说是卓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点破了。”（26）

[注 释]

（1）《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4）参阅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同上书。

（5）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7）同上。

（8）参阅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同上书。

（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

（10）崔述：《考信录提要上》。

（11）参阅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一册。

（12）《考信录提要上》。

（1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14）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6）同上文。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王国维：《古史新证》。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参阅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1）参阅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2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4）同上。

（25）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26）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