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头会箕敛，以供军需”；[12]汉武时“民户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13]王莽时“赋敛民财，什取伍”，[14] “数横赋敛，民愈贫困”[15]东汉时“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外伤羌虏，内困征赋”，[16]实行赋外征调。赋税剥削的加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统治阶级为了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往往也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来保证边防养兵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队屯田、殖谷于边。为解决边防军粮食供给紧张问题，汉代开创了军队屯田。《史记·匈奴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自此以后，边防军屯正式成为一项制度，边郡设农都尉管理屯田，已如前所述。而且在特殊时期，亦多置屯田。如赵充国率部戍守金城，向宣帝建议：“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部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17]王莽时，“乃以(赵)并为宜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18]
    屯田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多少解决了部分军粮供给。但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巨额的军粮委输费用。西汉赵充国说：屯田“益积蓄，省大费”；[19]东汉曹凤亦云：“广设屯田……殖谷实边，有省委输之役”；[20]顺帝时由于在北地、上郡等地屯田，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21]正因为如此，汉代屯田自武帝元狩四年开始后，基本没有停止过，成为汉王朝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二，入粟拜爵，贮备边粮。汉代贮备边粮亦采取了入粟拜爵和入粟射官等形式。如文帝时，“匈奴数侵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当廪者”，乃“令民入粟边，六百石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干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22]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23]武帝时，由于师旅数起，“粮食不足……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24]入粟拜爵，入谷射官，在一定时期，减缓了戍卒粮食供应紧张的难题。
    第三，盐铁官营，以税助赋。汉代盐铁官营的直接契机是边防供给不足。《盐铁论·本议》云：“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先帝哀边人之久患……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专卖给汉王朝带来了巨额收入。《史记·平准书》载：“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桑弘羊称此举为“安边足用之本”。[25] 
     第四，假王侯租，减百官俸。当国家财政紧缺时，为筹措边费，假王侯租赋，减省官俸的情况也为常有。其中尤以东汉时期为最。例如：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贷王侯国租一岁”；[26]桓帝延熹年间，“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或“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27]由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后汉书·冯绲传》说：“币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
    不仅如此，有时还向百姓借贷。如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28]又永初四年，因“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县官不足，辄贷于民”。[29]
总之，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主要来源于田租和赋敛的征课。但在供给紧张时，也采取过其他一些措施，以补军资之不足。
 




[1] 详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 239页。
[2] 桓谭官百官俸禄20亿，而其中边防军官俸禄占去近5亿，所剩其他官吏俸禄则只有15亿钱。
[3] 依《汉仪注》：口赋额为23钱。其中20钱“以供天子”，这里只计归大司农的3钱，“以供车马”。
[4]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3岁以下，56岁以上者免赋。但另有商人、奴婢倍算，达龄女子未婚五算。免赋与罚赋，可视作互相抵消，故约略不计。
[5]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53页。
[6]《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7]《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8]《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9]《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
[10]《后汉书》卷五二《庞参传》。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2]《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
[13]《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14]《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15]《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6]《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
[1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18]《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1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2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2]《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2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4]《盐铁论·复古》。
[25]《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26]《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7]《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28]《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9]《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疆域广阔，边防战线拉长，边防军也随之增加。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为20万一30万左右。而在秦皇、汉武、王莽时期，由于“外事四夷”，边防兵力极盛，大约保持在50万一80万之间。
边防军增加，其养兵费用也相应增加。由于西、北边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之不便，供养边防军的任务显得极为繁重。在一般情况下，士卒的粮食消耗800万石左右，约占全国田租的14.5%；费用支出近23亿钱，约占全国赋敛收入的34.7%。它构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支出。而在边防军事形势紧张时，国家财政往往不胜供给，不得不采取其他补救性措施。秦汉时期，国家财政困难大都是由于边防养兵费用支出超度所引起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秦汉时期之所以宁愿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去供养庞大的边防军，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和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1]强大而巩固的边防，是秦汉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2]然而，要保证强大边防武装力量，巨额的养兵开支就必不可少。这就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的沉重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被统治阶级转移到广大编户身上。恩格斯指出：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秦汉时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页。
[2] 《汉书》卷二二《刑法志》。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