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汉史者，无不注重对小农阶层的研究。但几十年来，此项研究多偏重于政治、经济诸方面，至于其家庭方面，尚无人论及。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⑴可见家庭与社会是息息相通的。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的某些方法，对汉代小农家庭略予剖析。

两汉小农家庭的发展，可以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阶段。西汉时代，小农家庭处在小型阶段，“五口之家”空前繁盛。它主要有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两种类型。所谓核心家庭，即以夫妻为主体（包括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如刘邦、吕雉与未婚子女之家庭，则为此类。直系家庭则是由父母与一已婚儿子组成的家庭，如《盐铁论·徭役》所云：“长子不还，父母忧愁，妻子咏叹”，即属此例。以上两种家庭组合均为典型的小型家庭结构。它的繁盛在《居延汉简》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检《居延汉简》甲、乙编，较完整的家庭材料23则，其中核心家庭18则，占78％；直系家庭4则，占17％；二者共占总数的95％。 此期其他史料所见亦多是这种小型家庭，鲜有小农大家庭的记载。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躺形锤摹！雹啤逗菏椤さ乩碇尽芬嘣坪幽稀⒂贝ǖ鹊亍昂蒙?帧雹恰Ｕ庵帧白幼吃虺龇帧被颉吧?帧保??炀偷闹荒苁切⌒图彝ァ！痘茨献印ぶ魇跹怠匪?堑笔钡男∨┘彝ィ?捕嗍恰耙蝗僳曬缍?????拮永先酰?龆?持?闭饫嗉彝プ楹稀Ｗ苤??骱菏贝?∨┘彝ス婺Ｊ侵泄?糯?彝サ淖畹偷悖?训搅瞬荒茉傩〉牡夭健?BR> 
西汉小型家庭之盛行，固然是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的“遗风余俗”（商鞅变法，曾颁布分异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使秦国小型小农家庭得以普及），但更重要的则是由西汉社会本身所决定的。其一，小型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西汉时代，尤其是赵过对耕作改良以前，牛犁耕尚未普及，农民“蹠耒而耕”、“抱耒秉臿”的现象还较为普遍。这种情况限制着他们的生产规模，要求有细小的家庭结构与之结合，以更好地维持生产与生活。其二，当时的土地所有制直接促进并保障了小型家庭的发展。西汉土地占有形态主要地表现为小农对土地的拥有，“五口之家”往往与“百亩之田”并称⑷。如扬雄家“有田一壥”（百亩）⑸，贡禹家有“田百三十亩”⑹。较贫下者，如陈平家亦有数十亩土地⑺，即使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贷赁簿中的小农之家，亦多有三十亩（大亩）左右的土地。这就为小型家庭的发展及其正常而不断的分异提供了物质保证。其三，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也有利于小家庭的发展。当时继续推行秦代发展小型家庭的政策，政府屡迁大族至关中，使其“不得族居”，又每每向男户主赐爵、向女户主赐牛酒等，使独立门户者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四，汉武帝以前，儒家提倡的礼教纲常尚未对人们的思想及行动产生约束力，这也有利于小型家庭的发展。其五，西汉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小型家庭可以通过市场取得部分生活生产必需品，来弥补劳力与生产的不足，使小型家庭具有外在的经济依托。

在这一阶段，小农家庭的基本面貌呈现出什么特征呢？

首先，每个小农家庭都进行着大体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他们把全家的力量主要投入农业生产，如刘邦家即常常是“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⑻；徐州双沟汉画象石农耕图中，男女老少四人，或耕地锄草，或挑担送水，为十分典型的合家而出的劳动景象。在农业经营之余，他们才进行“还庐树桑，菜茹有畦”以及“女修蚕织”⑼等其他方面的经营。但一个“五口之家”的经营单位，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还必须依赖市场进行补充。如朱买臣夫妇即“常艾薪樵，卖以给食”⑽，以副业收入扩大生活来源。至于盐铁农具之类，则更需仰于市场。以农具为例，卖主常常“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⑾。可见西汉的小农家庭与商品市场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其次，小农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就夫妻关系而言，由于小家庭中劳力缺乏，妇女劳动也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夫妻关系较为平等。这具体表现在双方的结合比较自由，离婚再嫁与夫死改嫁也十分普遍。朱买臣妻即因“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其故妻与新夫“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继而买臣为会稽太守，“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⑿。这是典型的婚姻自由。对于寡妇再嫁，法律明文许可，规定“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⒀。陈平妻即是“五嫁夫辄死”的寡妇⒁。这都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平等。

就父子关系而言，在小型家庭结构下，成年诸子往往通过“生分”方式，从父母处分出财产而自立。这样，在未分家之前，父亲手中握有家内的经济全权，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经营者。但在诸子分家、各自建立小家庭后，由于他们各自独立经营，与父亲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又分别作为一家之长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父子关系相对平等，子对父较少依附性。如时人往往把“好生分”与“薄恩礼”⒂并提。贾谊则更详细地描述了“生分”后的父子关系：“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⒃这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与独立关系的反映。

就兄弟关系而言，在西汉小型家庭阶段，兄弟婚后普遍地自立门户，有着独立的家庭经济，各自独立地向政府承担经济、政治义务，并且诸兄弟对父母的财产有均等的继承权。如陆贾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⒄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业生资，平均如一”，就连堂前一棵紫荆树也“三人各为一分”⒅。在西汉史籍中，还常见到“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⒆、“兄弟争财”⒇、“昆弟相与讼田”(21)的记载。上述情况实质上都是兄弟关系比较平等、独立的反映。

西汉农民小型家庭之发达，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它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首先，这一阶段的小农家庭以分散个体为特征，具有较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一方面他们要直接以国家政权为依托，是国家的直接隶属者，这十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享有较多的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参政、议政。许多一般小农甚至进入仕途，平步青云。如公孙弘、匡衡、蔡义、翟方进、朱博等皆达丞相之位，朱买臣、卜式、主父偃、贡禹、扬雄等亦都位至高官。西汉时上至宰相下至乡亭里长有不少选自农民家庭出身者。这种平民参政使西汉政治比较积极向上，富有朝气，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色彩，也为西汉政权赢得了广泛的统治基础。其次，小农家庭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发挥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创造了繁荣的小农经济，从而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以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至腐败不可食”(22)。最后，由于众多的小农家庭直接接受国家控制，这也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使其军力强盛。汉文帝御匈奴一次动员兵力八万人，武帝绝漠远征出动骑兵十万，步兵运转者数十万人，就足以显示此点。

自西汉末至东汉时代，小农家庭进入了膨胀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代际层数与夫妻对数的增加及家庭人口的上升，同居家庭在诸种家庭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同居家庭是指父母兄弟同居共财家庭，主要包括夫妻与二个以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