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本人以为不然，顾维钧应该算一个，而那两位各算半个。 
    唐教授评论的理由是因为顾维钧未曾有过决策权，而他认为李、周都有过决策权。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必须听命于一人，他们从来不敢违抗此一人的任何旨意，所谓决策权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与之相反，顾维钧却行使过决策权，在巴黎和会上他和陆徵祥就决定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自行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24日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因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违抗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出席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因而也从未实现过类似的壮举，于是只能留下“违心地”遗憾。 
    顾维钧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其丰富与成就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若细说起来，需要有一大批外交史专家方能够完成，绝不是我们这样的业余货色所能概括的。于是只能选择一个小小话题来谈论，这个话题我选择“弱国无外交”。如此似是而非的命题，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天经地义。其实它大谬不然。所谓外交，定义很多。无论西方的、前苏联的仰或我们自己的，都离不开“和平手段”四个字。也就是不必战争解决问题，却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弱国无外交”，那么弱国也就死路一条了！试想，只有战而不能胜才有资格称为“弱国”，如果连和平手段的外交也没有了，又何以生存呢？只有亡国了事，别无它径。 
    顾维钧所生活的中国，被定论为“弱国”。这个定论应该不差，自清末以后，无论别人打上门来（如鸦片战争），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如八国联军），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然而外交还是有的，否则李鸿章便不能称之为“外交家”。他的外交即是努力使国家和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地步。到了顾维钧这里，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外交的专业人士进入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才开始。 
    顾维钧的成名，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次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外交活动，除开有辱国权的对德和约之外，其实还有许多辉煌。 1月27日中午，中国代表团接获通知，次日下午三时出席五强决策会议答辩，以回答日本代表上午拟提出的占领山东的要求。仅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而且尚不知道日本代表会说些什么，但顾维钧以三十分钟的精彩发言，致使“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强代表团纷纷离席，拥向前来与顾维钧握手致贺。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来握手，并鞠躬致意。一时成为当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报纸的轰动新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日本当时属五强之一，中国是弱国。能说弱国就没有外交吗？非也，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强国外交借助国家实力，多少都有以强凌弱的态势，外交的姿态也就来得粗犷。而弱国只有依靠外交的成功，才可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它的外交必须细腻，必须技巧与严正结合。可以这样说，日本在政治上胜利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在外交上却失败了。强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只有弱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尽管是被逼出来的。接下去，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但维护了国家尊严，还首开拒绝签字之先河。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等国也学着中国代表的样，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此次和会就开始了，怎能说“无外交”？而顾维钧等，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还以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中国又显示了主持国际正义的形象，难道也算“无外交”？不光是拒签，顾维钧等外交官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并被承认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此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资格适用国际法的！
    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  巴黎和会除对德和约有辱中国主权外，其他都取得相当的外交成就。加入国联以后，中国挫败日本的反对压力，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庭的第一个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凭借外交活动取得的！怎能说“弱国无外交”呢？
    当时的《东方杂志》报导：“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本文作者注）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 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交胜利，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迫使日本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氏不许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最终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最好机遇。

   华盛顿会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也是世界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同中国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为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上，全部是外交活动所取得的胜利，何言“弱国无外交”？
    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中俄第一次平等地签订条约，也是中国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开始。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 
    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关税会议的13国在北京召开法权会议，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代表王宠惠正式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提案。虽然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签订，也收回了过去丧失的相当权益。
    中国政府在持续不断的外交努力之下，到1943年1月11日美、英两国同时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接着原来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中国到此可以说站起来了！而这些都是靠外交努力争取到的，“弱国无外交”是说不过去的。
    外交原本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果。当人类处于愚昧状态的时期，是无所谓外交存在的，那时的人类，依旧遵循兽性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战争解决问题。外交只能是文明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才有可能实现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众多弱小国家恰恰是因为外交才获得生存以及发展的权利。
    例如东帝汶。而且在弱小国家同样出现了杰出的外交家，例如加纳的安南先生就成为联合国出色的秘书长。毫无疑问，国家实力的强大必然会给它的外交带来实惠，但这是文明进程的限制造成的暂时现象。也不能因此证明“弱国无外交”的正确。恰恰相反，弱国更需要外交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它们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手段。
    二战以后，以《大西洋宪章》为标识，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尽管强国优势依然存在，世界毕竟快步迈向文明，外交的作用随之愈加显著。例如印度、缅甸都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独立战争的情况下，获得了独立。但相对于中国而言，他们都是弱国。
    比如缅甸总理吴努就对周恩来说，在中国大象面前缅甸只是一只羔羊。但他们都以外交手段取得了强大的英国无法获得的利益。弱国外交成功的典型范例便是缅甸。它完全依靠外交手段，从强大的中国割掉云南段麦克马洪线以南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居然还始终同中国保持着“胞波”的友好关系。
    中国外交部长还要做诗歌颂道：“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羔羊割去大象身上一块肉，还能使大象为它唱赞歌，强大的英国没实现的梦，却被这个“弱国”不费一枪一弹实现了。这个外交胜利堪称举世无双！此外是印度。它虽然不如缅甸的外交手腕那样高明，却也以弱凌强占了大便宜。
    1949年以后，它一方面利用中国“一边倒”的外交弱势，主动充当中国对西方的联络人；另一方面趁中国出兵朝鲜之机，于1950年11月占领了英国人不敢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虽然后来中国打了胜仗，但老毛显然为了表现天朝大国的洪恩浩荡，命令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立即卷土重来并全力扎根，凭借外交手段玩弄花招，利用中国与西方的对峙，至今霸占着那块地方，而且建立了“阿鲁纳查尔邦”，已经移民达700万。虽然这块西藏最肥美的地方尚无法律承认，但显然不会再是中国的领土了！
    此外，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北朝鲜、越南等弱国，个个都只凭借外交手段从毛的强大中国割了土地、得了钱财。即使远在天边的阿尔巴尼亚、赞比亚、坦桑尼亚、扎伊尔等贫弱小国，割不到土地也骗得到钱财，无非采用一点外交伎俩，暗示要拥戴老毛当第三世界领袖罢了。难道这些事例都是“弱国无外交”？
    另外一个方面，弱国之所以成为弱国，不是没有外交，而是没有“内交”。当一个国家内部不会和平地、互利地处理各种民族、群体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时，只要这个国家内部有一些势力受到压抑，另一些势力在压抑别人，甚至内乱不已时，指望这个国家不弱，那才是咄咄怪事。
    我们自己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由点，如今的世界仍旧有这样的许多例证。最典型的莫过于巴勒斯坦。那个阿拉法特赖在领导位置上几乎半个世纪，巴掌大一块地方却拥有世界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众多武装团伙，人民全靠国际施舍才得以生存。稍有头脑的便逃往外国谋生，跑了的竟然是没跑的三倍！乃至于它的忠实盟友约旦都不堪承受，只得封锁边界。剩下那些愚氓则继续在那里受人驱使，为萨达姆之类充当炮灰。闹到现在，已经四面楚歌、茕茕孑立，惶惶不可终日的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崇尚武装斗争的阿拉法特，却全凭国际社会的外交救济才得以苟延残喘。倘若没有外交，他早就完蛋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外交已经是国家间交往的主流形式。无论强国、弱国，谁忽视外交，谁就站不住脚。所谓“弱国无外交”的悖论，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