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殉难。由此，中国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丧失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极度腐败、政体腐朽不堪、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使清政府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在清末十年宪政尝试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写入法典。清政权的统治到底是败坏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况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回应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最终酿成辛亥革命发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自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缓慢却也极其坚定的传播。大小官僚把军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类名词烂熟于心，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尽管他们觉得这些词多少有些拗口。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Ｑ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宪政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宪政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政治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二　　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国民党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共匪倒成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解放战争的胜利，时间跨度上为一百余年，百年动荡、百年苍茫，在这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死而无悔。求富求强的路上阅尽人世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在他们品尝了最多的荣辱欢乐，体味了最深刻的伤痛折磨，经历了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后，义无返顾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现实的压抑和心中激情的碰撞、上层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却使他们只能选择以暴抗暴的方式，统治集团对革命的残酷镇压和政权更迭游戏规则的缺失使暴力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加以推演，暴力意识被无限扩散、复制、膨胀，直到形成本世纪最大的图腾：革命图腾。二十世纪历史单薄纸页被革命的烈焰烤焦。本世纪最大人数的死亡，最为惨重的破坏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革命的净化和理想的纯洁；大部分人死亡的理由不是法律的惩办，而是被革命的巨轮碾碎。

　　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旧有政权一无是处，必须把整幢大楼全部推倒重建。为了革命的胜利和纯洁，原有的统治阶层必须被处死或放逐，他们不配享有人民的称号，新社会的光泽是不会照射到他们身上的。与此相适应，革命者眼中时间不是线性不可复的，他们相信在时空的起点有那么个辉煌的开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它是完美无缺的，只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它在渐渐在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终点，旧有的丑陋东西总是无可避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涤荡一切虚伪、邪恶和腐朽以达到光明的顶峰。与我们相比，西方哲人眼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他的意思是：时间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