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的技术、冶炼铸造技术、蚕桑织造技术、造纸技术等等，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入新疆，提高了当地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丝绸之路是新疆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新疆史纲》阐明的几个重要观点
 
《新疆史纲》主要阐明和坚持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次年设置西域都护府，自此，新疆正式列入汉朝版图，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方略、政策的不同，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种趋势从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了。
众所周知，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主要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清代的伊犁将军府等，都是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其首长虽然是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但主要管理军事，而少理民政。民政事务主要交由当地首领办理。人们称这种管理体制为军府制。但是，从公元327年前凉在高昌设置高昌郡开始，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方式，由军府制逐渐向郡县制过渡。公元640年，唐朝灭麴氏高昌政权后，在今乌鲁木齐、昌吉、哈密和吐鲁番地区推行县、乡、里制度，先后建立伊、西、庭三州。三州共辖12县，40多个乡。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便设立了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行尚书省，将行省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地区。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汉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及其以西直至乌苏一带，实行州、县制度。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到19世纪中叶，以管理军事为主、并不直接署理民政的军府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84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其他省行政制度的完全统一。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郡县时起，郡县制便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国家高度统一的重要标志。公元327年，前凉置高昌郡后，新疆地区就开始了实行郡县制的进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不断扩大，最终推行到了全疆各地。新疆建省的实现，是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但历史向前发展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曲折和反复，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分的新疆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我们应该看到，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新疆与内地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特别是我国在每次分裂时期结束以后，都会迎来更大范围的进一步大统一。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唐朝则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统一了全国，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基础。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后宋、辽、金对峙的状态，发展和巩固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代在元、明的基础上，使我国成为近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在每次曲折和反复之后，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范围和深度都会进一步加强，治理方式也会逐渐和内地趋同，进而最终完成了新疆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进程。这种情况，同样客观地反映了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新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历史表明，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农业区的统一和牧业区的统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统一蒙古草原，是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自此，中国开始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汉朝、唐朝为实现这个大统一，取得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最终实现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而清朝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大统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新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特别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这两个统一最终又形成混同为一个大统一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在分别实现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两个统一之后，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表现为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斗争。公元前2世纪末，在汉朝开屯垦、置河西四郡之后，二者之间的矛盾则又主要表现为汉朝与匈奴为争夺西域而进行的斗争。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此后不久，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两大经济区域之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9]。
西域归入汉朝的版图，不仅为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第一次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突出了新疆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人们通过汉武帝“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20]战略的成功，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统一西域。反之，如果不控制西域，河西则危；河西危机，则陇右不固，陇右不固，必将震动京师长安。所以，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后来，唐太宗坚持讨伐高昌，武则天力主恢复安西四镇，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和处理新疆问题的。
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大批驻守安西、北庭、河西地区的军队调往内地，参加平叛。吐蕃乘机占领河西及西域大部分地区，对唐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就出兵一举占领了陇右诸州，并于763年一度攻入长安。是后几十年，吐蕃军常入京畿，抄掠不已，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可以说，这一情况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首先是中国的两大经济区域，即农业区和牧业区走向统一的结果。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的情况下，新疆的战略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了。明朝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1406年，明朝设置哈密卫，直接管理的地方只是哈密、吐鲁番一带，对西域的其他地方只是册封而已。即便是这样，明朝对西域的直接统治也没有维持多久。所以，有明一代，始终面临着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1449年，瓦刺贵族也先率军攻明，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清朝初期，准噶尔控制着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1690年，他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举兵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地方，距离北京仅700里，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对此，清朝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21]。于是，才有了康熙皇帝的三次亲征。直到1755年，乾隆皇帝抓住准噶尔上层内乱，政局动荡，经济困窘，以及部分准噶尔上层归附清朝政府的有利时机，两路出兵，直取伊犁，才一举平定了准噶尔政权，统一了新疆，彻底解除了来自蒙古草原方面的威胁，从而保障了首都北京的安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上述事实说明，不管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长安，还是在北京，新疆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所谓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22]，就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三、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这一方热土的主人，都是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都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