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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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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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 其实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新旧杂陈这种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以所谓“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维新”和“守旧”来进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种简单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正”和“反”、“新”与“旧”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十分清晰的截然两分，常常在一个人身上是正与反和新与旧均兼而有之。这里为行文之便仍暂且沿用之。


最后应该指出，建构全面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历史学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当然是要争取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同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则，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向人们描述一个片面的不客观的历史。笔者虽然忝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论著问世，甚至其中有的还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但自感理论分析的素养与综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发展之类的宏观问题发表看法。所以，在世纪之交史学界同仁纷纷就新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发表高见时，笔者主要只是从中学习，基本上没有写过类似的文字。现在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一是由于杂志编辑约稿，二是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后觉得还有点自己的话可讲。当然，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与结论，而纯属个人并不成熟的一孔之见，有些恐怕还是老调，但也有重弹之必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写出来供同行专家学者参考和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