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的出现。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胡商形象同样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说作者的旨趣，即：嗜奇、好怪。作者首先对胡商有异于汉人之形象与习俗表示了高度关注。宋·刘敬叔《异苑》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常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审死日，诫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於山阳，殓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12]。
胡道洽，从其姓观之，即有胡人之嫌，“体有臊气”，这是白种人所特有的体味；音乐与医术，也正好是西域胡人的擅长，所以此人无疑是西域胡人。在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域商胡普遍具有的爱好与习俗。如佩带香囊之特征，与胡人体味较重，佩带香囊以驱秽有关，也与当时许多西域贾胡从事香料买卖有关。胡人之畏狗，则与他们的葬俗有关。以康国为例，《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番记》曰：“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康国弃尸饲狗、收骨埋殡之俗，应溯源于波斯。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一卷第140节中写道：“据说波斯人的尸体是只有在被鸟或狗撕裂之後才埋葬的。”《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13]蔡鸿生先生认为此乃天竺古法，为印度式野葬[14]。所以，见狗被视为不祥，这似是胡人畏狗这一特征的来源。而此一故事也说明，狐往往是对西域胡人歧视性称呼，早期志怪中的很多狐怪故事，往往是对西域胡人生活的歪曲性影射[15]。
　　而在有些志怪中，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当时西域商胡的经商生活。晋·荀氏《灵鬼志》载：
　　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深山中行，有一绝涧，窈然无底，行者恃山为道，鱼贯相连。忽有恶鬼牵驴入涧中，胡人性急，便大嗔恶，寻迹涧中恶鬼，祝誓呼诸鬼神下逮。忽然出一平地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门外有一鬼，大鏁项，脚著木桎梏，见道人，便乞食，曰：“得食，当与汝。”既问，乃是鬼王所治。前见王，道人便自说：“驱驴载物，为鬼所夺，寻迹至此。”须臾即得其驴，载物如故。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域胡商艰难的经商生活，商道上除了自然条件险恶之外，还有强盗、小偷之骚扰。而行者“鱼贯相连”，则反映出当时通常是以商队的形式组织集体贩运。除了自然险阻与强盗小偷之外，西域商人还会遭到当地权贵的巧取豪夺。《异苑》卷六有一则故事：
　　沙门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尺翕登，光彩耀目，作百种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谈）为广州刺史，大儿邵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乃杀而藉没家财焉。法存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日，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邵之比至扬都，亦丧[16]。
    支法存之身份为医师，靠行医而致富，与一般商胡略有不同。但当时豪门对西域商胡巧取豪夺，甚至不惜搞得商人倾家荡产，这种事例在史籍记载中比比皆是。早在东汉年间，就有西域贾胡惨遭权贵梁冀的杀害。《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载：梁冀起兔苑，“绵亘数十里，调发生兔，刻毛为标志，人有犯者，罪至刑死。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纠告，死者十余人。”上文我们说过，在石崇为荆州刺史时所劫夺的商贩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西域的商人。北魏、北齐是西域商人处境最好的时代之一，北齐甚至产生了像和士开这样的幸臣，但大部分西域商胡的社会地位依然十分低下。凉州是西域商人聚集之所，互市贸易极其兴旺，历任凉州刺史者无不勒索商胡，赃贿累累。如北魏的京兆王子推之子元暹，于普泰元年（531）为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戳，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17]《北齐书》卷三十四《杨愔传》载：平原王高隆之与杨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可见社会上层对西域商胡之鄙视。
　　面对中土统治者的迫害，没有任何社会、政治地位的西域商胡只能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来保护自己。 从这个角度，我们更能认识到佛教对西域商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佛教本来就是与商人阶层关系极其密切的宗教，从佛教初创之日起，商人就是佛教最重要的赞助者与信仰者。远在异乡客土的西域商人更需要佛教作为精神安慰，而全社会信仰佛教，也有助于保护商人人身财产的安全，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较多地反映了以因果报应为核心的佛教思想，在这些宣教故事中，主角大部分是西域僧人，但也有一些是商人，如《冥祥记》载：
　　晋竺长舒者，其先西域人。世有资货，为富人。……长舒奉法精至，尤好诵《观世音经》。……少年辈密共束炬，掷其屋上，三掷三灭，乃大惊惧……长舒答曰：“我了无神，政诵念观世音，当是威灵所佑。诸君但当洗心信向耳。”
类似包含了神异与劝谕的故事在当时的宣佛小说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时期有关天堂地狱的想象往往出自于西域商胡之口，同是《冥祥记》载：
　　晋史世光者，襄阳人也。咸和八年（333），于武昌死。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史家有婢，见世光在灵上，著衣帢，具如平生。语信云：“我本应堕龙中，支和尚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将信持旛，俱西北飞上一青山，上如瑠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提旛，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
史姓是昭武九姓之一，而史世光交往的人物又多是胡人，所以，他很有可能是西域人士。另外，《幽明录》中所载地狱之所见所闻，传述人是康阿得与石长和，从其姓名分析，这两位无疑也是西域人。西域人传述的有关天堂地狱的想象，成为印度神话与中国本土神话之间的一座桥梁。西域（很有可能是中国化的西域人所创作）的天国、幽冥神话对中国天国幽冥故事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彼岸想象[18]。 也就是说，在佛教观念的世俗化与普及化当中，西域商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汉魏六朝文学中出现的西域商品与西域商人，不仅反映出两地交通之初中土人们对西域的知识、观念、态度与想象，也透露出这一时期西域商胡的生活境遇与信仰习俗，乃是两地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史料。如果我们审慎地处理，排除其中的夸饰、误解与歪曲，就能大致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1]此文为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的一部分。
[2]以上参见林梅村，《昆山之玉》，收入《古道西风》三联书店2000年，第81-82页。
[3]关于珊瑚、琅玕出产与输出地的讨论可参见吴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珊瑚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4]《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98页。下引同此本。
[5]（《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第1007页。
[6]《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0页。
[7]同上，第78页。
[8]《晋书》卷六十九《刘隗传附刘畴传》，第1841页。
[9]原书此处有误，初平三年为汉献帝年号。
[10]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本诗可能是借西汉史事讽刺东汉和帝时代外戚窦氏。当时窦宪任大将军，一门兄弟都很骄横，尤其是做执金吾的窦景，常常纵容部下以野蛮的手段强夺民间妇女。
[11]唐·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