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语境;语词——略论胡绳晚年之历史观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摘要]本文以胡绳先生的三份文章为切入点，从近代史学史的背景中把握作为近代史学家的胡绳先生。避开了党史与政治学的争论，分析了胡绳先生历史观地构建与结构：无论作为历史Ⅰ，还是历史Ⅱ，胡绳先生均坚持以“阶级和革命”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主旨与线索；在此基础上，对其晚年的历史学界各种学术新范式有所吸收，同时认为胡绳先生的历史观在晚年虽有“变”，但并没有改变胡绳先生整个历史观的基本取向与结构。
[关键词] 胡绳 历史观 语境 语词
胡绳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演变一个缩影。关于他晚年的历史观，在其逝世之后曾引起颇多争论。*仁、智之间毋庸多言，已有的论述多从党史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笔者感觉很有从近现代史学史的角度来认识胡绳先生历史观的必要。本文拟从胡绳先生等身之作中选择有几份代表文章，而再以与胡绳先生基本同时代的近代史学家做学术之背景，从而对胡绳先生史学学术理路加以分析，期以抛砖之举，把胡绳先生的史学思想研究引入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学史）界。
一、胡绳代表性著、叙的选取及最初印象
从 “三个革命高潮”论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的力著无一不是应时代之运而生，又每每各有著者妙意于其中。
特殊的身份、特定的时限，一脉承融的语境与语词，使胡绳先生的革命史观凸显色彩；过其德其，无不在斯。一如革命史观不同于唯物史观，历史著述者的胡绳也未必同于大众传媒制造中的胡绳，况且胡绳晚年亦不必同于早年的胡绳，不惜与昨日之我战的精神，难保不存在于贤如胡绳的心中。
所以本文选读的材料，便是胡绳晚年的几份文章(1)。为了避免再引起党史与近代史之间不必要的学术过渡，本文不再选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这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所选择的文章的“合法性”问题：略论的既然是胡绳的历史观，作为略论基础的材料是否可以支持，这其实是本文第一个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份均写在胡绳先生暮年（九五年） 。客观的时间上的坐标是其体现胡绳晚年史学思想的第一保证。
在《序言》中胡绳提出“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即续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2），而本文也援引了胡绳先生这份未成之作，这足可证明胡绳先生晚年确实有一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思路。两份文章的代表性和彼此的衔接，胡绳先生本人的表态可以证实这一点。（3）
第三证明便是两份文本可以在客观上覆盖中国近代史（4）。因为革命史也好，党史也好，二者在时空、人脉、事际上毕竟有所交叉。近代史的跨度是一八四零－一九四九（5）。本文之所以要把拟就中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文本加以考量，其用意亦在于将胡绳先生的近代史著作建筑加以再现（6），而且正如胡绳先生的表态（7），这样的文本也可以保证其写作思路、手法的一致性。
综上三条证明，可以保证选取的材料可以覆盖近代历史而且这些材料亦可以体现胡绳的史学观点。
胡绳先生对自己的著作的定位，我们对胡绳先生的著作的定位大致相近（8）：通史体例、政治史的倾向性。胡绳先生的著作还“涉及经济、思想、文化”（《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但总的看来，毕竟属于通史体例的政治专门史而非社会史或它类专门史（9）。
浅探胡绳先生的这几份代表作，是可以得出如下的陈述来作为最初的胡绳史学的印象：
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作为矛盾一方的革命的农民阶级 、工人阶级和背叛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与作为矛盾另一方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和殖民主义侵华势力及其在华代表的斗争中，促使了中国近代政治的不断变革，中国人民也在探索中完成了推翻内外压迫的任务，人民共和国成立。
相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而言，这是胡绳描绘的浓彩的历史场景；相对于他的历史文本而言，这又是他设计的大致的历史语境；辅益以诸如“阶级、革命”之类的语词，无论是观察他铺设的近代历史，还是玩味他设计的文本、语境，“革命史观”均跃然而出。
可印象中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学理中的历史观，必须解构胡绳赖以建筑其历史观的语词，才能在复置其于语境中加以考量后得其结论。也许，这种结论或异于胡绳的本意亦未尝可知。
二、语境的多重建筑与语词的复杂设计：“变”与“化”
胡绳本人对于他的笔法曾有表示：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10）。提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未必即可以代表其历史观念体系（11）（自然相对于政治史来讲，这在方法论上其实也有某种切合），况且作为高明的历史学家，胡绳也不可能只在其历史文本中建筑一种语境，而借之建筑的更能真切表明其历史观念的语词亦不会只在单一层面上加以设计。那么，对于所谓的“革命史观”的观察，我们也不应单向线性地进行。
鉴于“农民阶级”是近代史学科中最具历时性的语词且又是通篇于胡绳近代史语境中以多面孔呈现的，我们不妨假之入手，来分析胡绳的历史观。农民阶级，胡绳的确把他从封建势力的场景中搬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又是“封建语境”的势力。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再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政治语境中的农民阶级被赋予了革命的价值。（12）作为历史学家的胡绳不同于政治家的胡绳在于他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却在特殊场合中又做过如下表示：
“过去说,…（农民）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农民）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13）
单单一个语词“农民阶级”，仅仅在政治史语境中的表达，胡绳就做出了两种解释。
貌似冲突的语词使用，其实更真切地反应出了在胡绳整体的历史观中的复杂设计，而正是通过这种设计，才给予胡著的近代史以丰富的语境色彩。
在“革命的价值”中的农民阶级，即使是作为反抗封建势力之另一方地主阶级出现，胡绳也强调他的伟大与革命。因为作为铺设近代半封建社会政治史底色的历史观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反抗剥削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革命性”当然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反过来，如果不这样设计，对于半封建社会的庞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命题就不好处理了。半封建统治势力政治上反动且腐朽凶残，推翻他们的政治反抗既是合乎于情、又契之于理，在漫长的半封建社会，能够反抗且“推翻”他们的只有同为封建势力的农民阶级。
那为什么在《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中，胡绳又做了如是的表达呢？
胡绳必须指出：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具备引导农民阶级来建设共和国的可能。证明这一点，在史实上又有资产阶级的纲领和行动来支持，在理论上可以用软弱性来支持，可作为命题的第一端。农民阶级，如何用史实证明他们有反抗之勇气与行为的同时，再通过理论来“限制”他们的历史地位？于是可以借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条规律再来证明他们属于小生产者，属于封建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建立共和的任务。这样就给新生的（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未来的共产党“预支”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作为“中间势力”意义上的农民阶级便出现在拟就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既然意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展现呢？同一个语词的使用，就牵涉到了另一个语词的使用，或许把
[关键词] 胡绳 历史观 语境 语词
胡绳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演变一个缩影。关于他晚年的历史观，在其逝世之后曾引起颇多争论。*仁、智之间毋庸多言，已有的论述多从党史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笔者感觉很有从近现代史学史的角度来认识胡绳先生历史观的必要。本文拟从胡绳先生等身之作中选择有几份代表文章，而再以与胡绳先生基本同时代的近代史学家做学术之背景，从而对胡绳先生史学学术理路加以分析，期以抛砖之举，把胡绳先生的史学思想研究引入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学史）界。
一、胡绳代表性著、叙的选取及最初印象
从 “三个革命高潮”论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的力著无一不是应时代之运而生，又每每各有著者妙意于其中。
特殊的身份、特定的时限，一脉承融的语境与语词，使胡绳先生的革命史观凸显色彩；过其德其，无不在斯。一如革命史观不同于唯物史观，历史著述者的胡绳也未必同于大众传媒制造中的胡绳，况且胡绳晚年亦不必同于早年的胡绳，不惜与昨日之我战的精神，难保不存在于贤如胡绳的心中。
所以本文选读的材料，便是胡绳晚年的几份文章(1)。为了避免再引起党史与近代史之间不必要的学术过渡，本文不再选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这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所选择的文章的“合法性”问题：略论的既然是胡绳的历史观，作为略论基础的材料是否可以支持，这其实是本文第一个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份均写在胡绳先生暮年（九五年） 。客观的时间上的坐标是其体现胡绳晚年史学思想的第一保证。
在《序言》中胡绳提出“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即续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2），而本文也援引了胡绳先生这份未成之作，这足可证明胡绳先生晚年确实有一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思路。两份文章的代表性和彼此的衔接，胡绳先生本人的表态可以证实这一点。（3）
第三证明便是两份文本可以在客观上覆盖中国近代史（4）。因为革命史也好，党史也好，二者在时空、人脉、事际上毕竟有所交叉。近代史的跨度是一八四零－一九四九（5）。本文之所以要把拟就中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文本加以考量，其用意亦在于将胡绳先生的近代史著作建筑加以再现（6），而且正如胡绳先生的表态（7），这样的文本也可以保证其写作思路、手法的一致性。
综上三条证明，可以保证选取的材料可以覆盖近代历史而且这些材料亦可以体现胡绳的史学观点。
胡绳先生对自己的著作的定位，我们对胡绳先生的著作的定位大致相近（8）：通史体例、政治史的倾向性。胡绳先生的著作还“涉及经济、思想、文化”（《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但总的看来，毕竟属于通史体例的政治专门史而非社会史或它类专门史（9）。
浅探胡绳先生的这几份代表作，是可以得出如下的陈述来作为最初的胡绳史学的印象：
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作为矛盾一方的革命的农民阶级 、工人阶级和背叛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与作为矛盾另一方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和殖民主义侵华势力及其在华代表的斗争中，促使了中国近代政治的不断变革，中国人民也在探索中完成了推翻内外压迫的任务，人民共和国成立。
相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而言，这是胡绳描绘的浓彩的历史场景；相对于他的历史文本而言，这又是他设计的大致的历史语境；辅益以诸如“阶级、革命”之类的语词，无论是观察他铺设的近代历史，还是玩味他设计的文本、语境，“革命史观”均跃然而出。
可印象中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学理中的历史观，必须解构胡绳赖以建筑其历史观的语词，才能在复置其于语境中加以考量后得其结论。也许，这种结论或异于胡绳的本意亦未尝可知。
二、语境的多重建筑与语词的复杂设计：“变”与“化”
胡绳本人对于他的笔法曾有表示：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10）。提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未必即可以代表其历史观念体系（11）（自然相对于政治史来讲，这在方法论上其实也有某种切合），况且作为高明的历史学家，胡绳也不可能只在其历史文本中建筑一种语境，而借之建筑的更能真切表明其历史观念的语词亦不会只在单一层面上加以设计。那么，对于所谓的“革命史观”的观察，我们也不应单向线性地进行。
鉴于“农民阶级”是近代史学科中最具历时性的语词且又是通篇于胡绳近代史语境中以多面孔呈现的，我们不妨假之入手，来分析胡绳的历史观。农民阶级，胡绳的确把他从封建势力的场景中搬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又是“封建语境”的势力。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再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政治语境中的农民阶级被赋予了革命的价值。（12）作为历史学家的胡绳不同于政治家的胡绳在于他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却在特殊场合中又做过如下表示：
“过去说,…（农民）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农民）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13）
单单一个语词“农民阶级”，仅仅在政治史语境中的表达，胡绳就做出了两种解释。
貌似冲突的语词使用，其实更真切地反应出了在胡绳整体的历史观中的复杂设计，而正是通过这种设计，才给予胡著的近代史以丰富的语境色彩。
在“革命的价值”中的农民阶级，即使是作为反抗封建势力之另一方地主阶级出现，胡绳也强调他的伟大与革命。因为作为铺设近代半封建社会政治史底色的历史观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反抗剥削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革命性”当然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反过来，如果不这样设计，对于半封建社会的庞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命题就不好处理了。半封建统治势力政治上反动且腐朽凶残，推翻他们的政治反抗既是合乎于情、又契之于理，在漫长的半封建社会，能够反抗且“推翻”他们的只有同为封建势力的农民阶级。
那为什么在《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中，胡绳又做了如是的表达呢？
胡绳必须指出：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具备引导农民阶级来建设共和国的可能。证明这一点，在史实上又有资产阶级的纲领和行动来支持，在理论上可以用软弱性来支持，可作为命题的第一端。农民阶级，如何用史实证明他们有反抗之勇气与行为的同时，再通过理论来“限制”他们的历史地位？于是可以借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条规律再来证明他们属于小生产者，属于封建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建立共和的任务。这样就给新生的（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未来的共产党“预支”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作为“中间势力”意义上的农民阶级便出现在拟就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既然意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展现呢？同一个语词的使用，就牵涉到了另一个语词的使用，或许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