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语境;语词——略论胡绳晚年之历史观(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两个语词及相关语境迭次打开，这个问题才能够稍微明白，这个语词就是“革命”。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因为胡绳著作中要凸显“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农民阶级，即便是第一种设计下的，也毕竟属于渴盼“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又往往采用“暴力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如果把第二种设计绘入第一种设计中，那么固然无法抹去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事实，可对于其“革命”的价值评判不免要发生疑问，更可能波及对于“暴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秩序的再调整”这些“革命”伴生物与表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承认，而依托于这些“伴生物”与表征支持的革命，无论是在近代历史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学中（尽管我们通俗的“近代史”的理解两者兼具），都与“1949”有或隐或现的事际关联。
一旦动摇了“革命”的语词内涵及它使用的语境，那么“改良问题”作为革命的相应问题便会被提出，而“改良问题”更是直接牵涉到了推行它的统治阶级。如果对于近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的问题有了松动，那么对于现实政治的渊源、类属都要产生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对于“改良、改良主义”，胡绳是不松动的。“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法而言…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重性的。” （15）
改良的历史进步性，其实胡绳也是承认的；但对改良的肯定和承认，必须有其理论的规范。这个规范便是胡绳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种意见是可行的。（16）在胡绳的视域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7）胡绳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命题，如果对资本主义化这一语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这个命题也不失并列于“革命史观”的历史命题的尝试。（18）在胡绳先生的历史主义的眼界中：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中间势力的最终取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19）不仅如此，“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20）“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阻力”。（21）
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胡绳才承认：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框架中，改良主义和中间势力等语词同时支持了胡绳的革命史观，补充了胡绳的阶级史观，以所谓的中间力量这一语词为例，它含有了中间势力这一语词和个体意义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最后“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22）。
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等语词支持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规范和设定了“改良（主义）”等语词使用和设计的可能性范围，而“改良（主义）－革命”等语词的设计和使用，其着眼点在于“阶级”及其子概念，而这一切的总体建筑，则为我们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幅画卷，而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彼此交织的宏大的革命图景。
很明显，透过最初的“革命史观”的印象，似可发觉胡绳历史观的有机性与复杂性。其视角中包涵了“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包涵了“中间势力”……种种的一切支持了庞大的革命史观。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胡绳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既有先承、后有传继的大陆史学的主流代表（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对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评价上，都可以在胡绳的著作中找到痕迹；而胡绳的著作，对于史界先贤的阶级等观点还是有所宏益，其理论体系也更为缜密，回应了时代的进步与现实境况的挑战）。（23）从这里入手，我们似可能进一步地研究胡绳历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渊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绳本人的史学思想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晚年在《再版序言》与《武汉谈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存在，对胡绳（包括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影响，乃是其能够联系贯通的哲学的基础。（24）
总而言之，较为准确地研究胡绳先生，既需要历史中的胡绳，还需要文字中的胡绳双重材料。这本非经院书生的阅历与眼界可轻易企及。单就观测文字中的胡绳而言。通读其等身之著也好，精求其典范之论也好，均易各生流弊。倘能虚置文本与时空，转换作者与读者，虽也难于保证不以毫厘之差，终至千里之谬，还是可以在能知、已知、未知的场境中，凭着文字的揣读，形诸已意于笔端揣读的文字；更进一步地切换主体与群体个体的角色，似还可能既解读历史学家的胡绳，又可以解读历史学家们的胡绳，作为历史或史学价值无疑将更为放大。
【注释】
（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出版
（2）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序言》发表于九五年十二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思路与观点，胡绳先生早在九五年三月之前便已有筹划，确是“曾经考虑过”，而且已经动手，不是“至今未能动手”。
（3）“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再版序言》）足可以证明胡绳先生确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4）按：用近代史的眼光来界定近代史著作。
（5）“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4 “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说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侃《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收入《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 2002年 应该指出，以同时代的这两位史学家为例，胡绳先生提出同样的历史观在时间上的不同，本身就值得思考。
（6）按：这样，又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这一党史著作，避免由党史译介为近代史的不必要的麻烦。
（7）“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再版序言》
（8）胡绳著作通史体例无庸置疑“是写一部政治史”，至少“还是主要讲政治史”（《关于“中间势力”》）
（9）“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181）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因为胡绳著作中要凸显“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农民阶级，即便是第一种设计下的，也毕竟属于渴盼“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又往往采用“暴力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如果把第二种设计绘入第一种设计中，那么固然无法抹去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事实，可对于其“革命”的价值评判不免要发生疑问，更可能波及对于“暴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秩序的再调整”这些“革命”伴生物与表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承认，而依托于这些“伴生物”与表征支持的革命，无论是在近代历史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学中（尽管我们通俗的“近代史”的理解两者兼具），都与“1949”有或隐或现的事际关联。
一旦动摇了“革命”的语词内涵及它使用的语境，那么“改良问题”作为革命的相应问题便会被提出，而“改良问题”更是直接牵涉到了推行它的统治阶级。如果对于近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的问题有了松动，那么对于现实政治的渊源、类属都要产生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对于“改良、改良主义”，胡绳是不松动的。“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法而言…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重性的。” （15）
改良的历史进步性，其实胡绳也是承认的；但对改良的肯定和承认，必须有其理论的规范。这个规范便是胡绳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种意见是可行的。（16）在胡绳的视域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7）胡绳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命题，如果对资本主义化这一语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这个命题也不失并列于“革命史观”的历史命题的尝试。（18）在胡绳先生的历史主义的眼界中：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中间势力的最终取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19）不仅如此，“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20）“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阻力”。（21）
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胡绳才承认：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框架中，改良主义和中间势力等语词同时支持了胡绳的革命史观，补充了胡绳的阶级史观，以所谓的中间力量这一语词为例，它含有了中间势力这一语词和个体意义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最后“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22）。
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等语词支持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规范和设定了“改良（主义）”等语词使用和设计的可能性范围，而“改良（主义）－革命”等语词的设计和使用，其着眼点在于“阶级”及其子概念，而这一切的总体建筑，则为我们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幅画卷，而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彼此交织的宏大的革命图景。
很明显，透过最初的“革命史观”的印象，似可发觉胡绳历史观的有机性与复杂性。其视角中包涵了“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包涵了“中间势力”……种种的一切支持了庞大的革命史观。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胡绳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既有先承、后有传继的大陆史学的主流代表（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对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评价上，都可以在胡绳的著作中找到痕迹；而胡绳的著作，对于史界先贤的阶级等观点还是有所宏益，其理论体系也更为缜密，回应了时代的进步与现实境况的挑战）。（23）从这里入手，我们似可能进一步地研究胡绳历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渊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绳本人的史学思想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晚年在《再版序言》与《武汉谈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存在，对胡绳（包括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影响，乃是其能够联系贯通的哲学的基础。（24）
总而言之，较为准确地研究胡绳先生，既需要历史中的胡绳，还需要文字中的胡绳双重材料。这本非经院书生的阅历与眼界可轻易企及。单就观测文字中的胡绳而言。通读其等身之著也好，精求其典范之论也好，均易各生流弊。倘能虚置文本与时空，转换作者与读者，虽也难于保证不以毫厘之差，终至千里之谬，还是可以在能知、已知、未知的场境中，凭着文字的揣读，形诸已意于笔端揣读的文字；更进一步地切换主体与群体个体的角色，似还可能既解读历史学家的胡绳，又可以解读历史学家们的胡绳，作为历史或史学价值无疑将更为放大。
【注释】
（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出版
（2）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序言》发表于九五年十二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思路与观点，胡绳先生早在九五年三月之前便已有筹划，确是“曾经考虑过”，而且已经动手，不是“至今未能动手”。
（3）“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再版序言》）足可以证明胡绳先生确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4）按：用近代史的眼光来界定近代史著作。
（5）“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4 “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说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侃《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收入《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 2002年 应该指出，以同时代的这两位史学家为例，胡绳先生提出同样的历史观在时间上的不同，本身就值得思考。
（6）按：这样，又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这一党史著作，避免由党史译介为近代史的不必要的麻烦。
（7）“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再版序言》
（8）胡绳著作通史体例无庸置疑“是写一部政治史”，至少“还是主要讲政治史”（《关于“中间势力”》）
（9）“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