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语境;语词——略论胡绳晚年之历史观(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两个语词及相关语境迭次打开,这个问题才能够稍微明白,这个语词就是“革命”。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因为胡绳著作中要凸显“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农民阶级,即便是第一种设计下的,也毕竟属于渴盼“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又往往采用“暴力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如果把第二种设计绘入第一种设计中,那么固然无法抹去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事实,可对于其“革命”的价值评判不免要发生疑问,更可能波及对于“暴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秩序的再调整”这些“革命”伴生物与表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承认,而依托于这些“伴生物”与表征支持的革命,无论是在近代历史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学中(尽管我们通俗的“近代史”的理解两者兼具),都与“1949”有或隐或现的事际关联。
一旦动摇了“革命”的语词内涵及它使用的语境,那么“改良问题”作为革命的相应问题便会被提出,而“改良问题”更是直接牵涉到了推行它的统治阶级。如果对于近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的问题有了松动,那么对于现实政治的渊源、类属都要产生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对于“改良、改良主义”,胡绳是不松动的。“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法而言…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重性的。” (15)
改良的历史进步性,其实胡绳也是承认的;但对改良的肯定和承认,必须有其理论的规范。这个规范便是胡绳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种意见是可行的。(16)在胡绳的视域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7)胡绳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命题,如果对资本主义化这一语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这个命题也不失并列于“革命史观”的历史命题的尝试。(18)在胡绳先生的历史主义的眼界中: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中间势力的最终取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19)不仅如此,“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20)“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阻力”。(21)
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胡绳才承认: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框架中,改良主义和中间势力等语词同时支持了胡绳的革命史观,补充了胡绳的阶级史观,以所谓的中间力量这一语词为例,它含有了中间势力这一语词和个体意义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最后“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22)。
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等语词支持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规范和设定了“改良(主义)”等语词使用和设计的可能性范围,而“改良(主义)-革命”等语词的设计和使用,其着眼点在于“阶级”及其子概念,而这一切的总体建筑,则为我们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幅画卷,而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彼此交织的宏大的革命图景。
很明显,透过最初的“革命史观”的印象,似可发觉胡绳历史观的有机性与复杂性。其视角中包涵了“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包涵了“中间势力”……种种的一切支持了庞大的革命史观。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胡绳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既有先承、后有传继的大陆史学的主流代表(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对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评价上,都可以在胡绳的著作中找到痕迹;而胡绳的著作,对于史界先贤的阶级等观点还是有所宏益,其理论体系也更为缜密,回应了时代的进步与现实境况的挑战)。(23)从这里入手,我们似可能进一步地研究胡绳历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渊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绳本人的史学思想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晚年在《再版序言》与《武汉谈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存在,对胡绳(包括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影响,乃是其能够联系贯通的哲学的基础。(24)
总而言之,较为准确地研究胡绳先生,既需要历史中的胡绳,还需要文字中的胡绳双重材料。这本非经院书生的阅历与眼界可轻易企及。单就观测文字中的胡绳而言。通读其等身之著也好,精求其典范之论也好,均易各生流弊。倘能虚置文本与时空,转换作者与读者,虽也难于保证不以毫厘之差,终至千里之谬,还是可以在能知、已知、未知的场境中,凭着文字的揣读,形诸已意于笔端揣读的文字;更进一步地切换主体与群体个体的角色,似还可能既解读历史学家的胡绳,又可以解读历史学家们的胡绳,作为历史或史学价值无疑将更为放大。
【注释】
(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出版
(2)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序言》发表于九五年十二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思路与观点,胡绳先生早在九五年三月之前便已有筹划,确是“曾经考虑过”,而且已经动手,不是“至今未能动手”。
(3)“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再版序言》)足可以证明胡绳先生确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4)按:用近代史的眼光来界定近代史著作。
(5)“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4 “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说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侃《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收入《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 2002年 应该指出,以同时代的这两位史学家为例,胡绳先生提出同样的历史观在时间上的不同,本身就值得思考。
(6)按:这样,又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这一党史著作,避免由党史译介为近代史的不必要的麻烦。
(7)“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再版序言》
(8)胡绳著作通史体例无庸置疑“是写一部政治史”,至少“还是主要讲政治史”(《关于“中间势力”》)
(9)“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181)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因为胡绳著作中要凸显“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农民阶级,即便是第一种设计下的,也毕竟属于渴盼“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又往往采用“暴力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如果把第二种设计绘入第一种设计中,那么固然无法抹去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事实,可对于其“革命”的价值评判不免要发生疑问,更可能波及对于“暴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秩序的再调整”这些“革命”伴生物与表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承认,而依托于这些“伴生物”与表征支持的革命,无论是在近代历史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学中(尽管我们通俗的“近代史”的理解两者兼具),都与“1949”有或隐或现的事际关联。
一旦动摇了“革命”的语词内涵及它使用的语境,那么“改良问题”作为革命的相应问题便会被提出,而“改良问题”更是直接牵涉到了推行它的统治阶级。如果对于近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的问题有了松动,那么对于现实政治的渊源、类属都要产生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对于“改良、改良主义”,胡绳是不松动的。“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法而言…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重性的。” (15)
改良的历史进步性,其实胡绳也是承认的;但对改良的肯定和承认,必须有其理论的规范。这个规范便是胡绳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种意见是可行的。(16)在胡绳的视域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7)胡绳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命题,如果对资本主义化这一语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这个命题也不失并列于“革命史观”的历史命题的尝试。(18)在胡绳先生的历史主义的眼界中: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中间势力的最终取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19)不仅如此,“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20)“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阻力”。(21)
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胡绳才承认: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框架中,改良主义和中间势力等语词同时支持了胡绳的革命史观,补充了胡绳的阶级史观,以所谓的中间力量这一语词为例,它含有了中间势力这一语词和个体意义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最后“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22)。
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等语词支持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规范和设定了“改良(主义)”等语词使用和设计的可能性范围,而“改良(主义)-革命”等语词的设计和使用,其着眼点在于“阶级”及其子概念,而这一切的总体建筑,则为我们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幅画卷,而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彼此交织的宏大的革命图景。
很明显,透过最初的“革命史观”的印象,似可发觉胡绳历史观的有机性与复杂性。其视角中包涵了“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包涵了“中间势力”……种种的一切支持了庞大的革命史观。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胡绳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既有先承、后有传继的大陆史学的主流代表(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对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评价上,都可以在胡绳的著作中找到痕迹;而胡绳的著作,对于史界先贤的阶级等观点还是有所宏益,其理论体系也更为缜密,回应了时代的进步与现实境况的挑战)。(23)从这里入手,我们似可能进一步地研究胡绳历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渊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绳本人的史学思想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晚年在《再版序言》与《武汉谈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存在,对胡绳(包括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影响,乃是其能够联系贯通的哲学的基础。(24)
总而言之,较为准确地研究胡绳先生,既需要历史中的胡绳,还需要文字中的胡绳双重材料。这本非经院书生的阅历与眼界可轻易企及。单就观测文字中的胡绳而言。通读其等身之著也好,精求其典范之论也好,均易各生流弊。倘能虚置文本与时空,转换作者与读者,虽也难于保证不以毫厘之差,终至千里之谬,还是可以在能知、已知、未知的场境中,凭着文字的揣读,形诸已意于笔端揣读的文字;更进一步地切换主体与群体个体的角色,似还可能既解读历史学家的胡绳,又可以解读历史学家们的胡绳,作为历史或史学价值无疑将更为放大。
【注释】
(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出版
(2)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序言》发表于九五年十二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思路与观点,胡绳先生早在九五年三月之前便已有筹划,确是“曾经考虑过”,而且已经动手,不是“至今未能动手”。
(3)“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再版序言》)足可以证明胡绳先生确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4)按:用近代史的眼光来界定近代史著作。
(5)“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4 “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说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侃《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收入《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 2002年 应该指出,以同时代的这两位史学家为例,胡绳先生提出同样的历史观在时间上的不同,本身就值得思考。
(6)按:这样,又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这一党史著作,避免由党史译介为近代史的不必要的麻烦。
(7)“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再版序言》
(8)胡绳著作通史体例无庸置疑“是写一部政治史”,至少“还是主要讲政治史”(《关于“中间势力”》)
(9)“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