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
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
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
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时“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
当年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
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话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
庄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
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
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的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
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五十
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
（同上书48页）。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
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还是胤，其治国思想都
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
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
是“歪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
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
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绘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
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突然猝死虽史无确证，但包括推崇雍正之治的
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内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
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
敌胤、胤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
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由雍正
初年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
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
全的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天下读书人”挑衅皇帝之说是否成立？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正剧”的特点恰
恰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
误国，结党乱政，而雍正皇帝依靠家奴治国，推行“新政”，为民作主，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
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清史稿·允传》）的“八
王”胤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猖狂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
（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
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
外满洲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 
　　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
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片中屡屡出现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敢
于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
“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 


　　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
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
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
（《朱批谕旨·朱纲奏折》）的独夫，雍正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对
君主保持某种独立的“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
“巧宦”比那种唯君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也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
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
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
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更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
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今天看来，传统士人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学虚伪的
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
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
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
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臣任用奴
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
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传统儒家知识分
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
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
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
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对连在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
士大夫清操自守、犯颜直谏的精神都加以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
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 
　　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
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像《雍
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
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 
　　《雍正王朝》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
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
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
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甚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
“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而进入官场的（《清史稿·李卫传》）。
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
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
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
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
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是实，却为田开脱
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雍正《上谕内阁》，九
年二月二十六日）。类似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
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骂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
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
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
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
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
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
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
之冤，就连今日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
（冯著《雍正传》219页）。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
“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