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纳州帑估值闻奏，非贡举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尼、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其?)余私物不在此例。从之。”[10](蕃夷七)。这条材料表明，宋朝政府已开始通过限制进京贡使人数、严禁蕃商假冒贡使以及削减贡物数量等措施，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而且，除进京所携贡物估值回赐外，其余部分作为商品，纳入市舶管理制度予以征税，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市舶贸易的良性发展。 
至南宋时期，统治者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巨额军费开支，更加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市舶贸易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重名不重实的朝贡贸易则降到次要地位。讲究实际的南宋统治者不仅没有像北宋朝廷那样招徕海外国家朝贡，而且一再采用削减乃至拒收贡物，以及限制贡使进京等做法，进一步压缩朝贡贸易规模，节省政府财政支出。建炎三年(1129)，大食国“遣使奉宝玉珠贝入贡”，高宗谓侍臣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故武备不修，致金人乱华，危亡不绝如线。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遂令官员拒其贡物不纳[2](卷490)。同年十一月，鉴于四夷朝贡者日众，而“祖宗以来别无止绝之文”的实情，高宗制订了更为严厉的限贡措施，“敕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11](卷78)。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当广西经略司奏报安南欲奉表朝贡以贺新皇登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诏入贡物以十分为率，止受一分，就界首交割”[10](蕃夷四)。后经广西经略司上奏并征得礼部同意，贡物照例全收。但此后有所选择地接受贡物，已是南宋朝廷的惯用做法。例如，乾道三年(1167)，只收受占城贡物的10%。淳熙四年(1177)安南朝贡时，在贡使的要求下，收其贡物的30%。几年后，安南再次入贡，收受贡物的比例又降为10%[7]。与此同时，南宋朝廷屡屡颁诏给贡使入境的地方政府，令贡使免赴京城，就地移交贡物，进行交易。有时干脆关闭朝贡大门。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登极伊始，即颁布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2](卷119)。凡此种种，皆表明南宋朝廷为形势所迫，摈弃了以往借朝贡以粉饰太平的政治外表，使维持朝贡关系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南宋后期，朝贡贸易因受冷落而转入萧条。 

三、朝贡制度的发展
 
如前所述，宋代各蕃国所进贡物，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宋廷对贡物的种类名目，以及贡使的来华路线，即所谓的“贡道”，并无明确规定。各国贡使凭历代相沿的习惯和经验，根据地理之远近、交通便利与否选择登陆或进入地点。宋中叶以前，高丽贡使主要在登州登岸，后改由明州出入。交趾贡使由广南西路的如洪镇入境。其他东南亚国家多从广州、泉州登岸。西域贡使抵秦州辖境后，由当地政府派人护送至京。阿拉伯国家在北宋时期由陆海两路来华，南宋时期则多由海路。 
各国贡使在京期间，须履行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据《宋史》记载，其内容包括呈递本国表章，移交贡物，应诏觐见皇帝，参加庆典活动和宴会，代表本国国王接受宋廷封赏和官方文书等。有些国家的贡使还将本国习俗传入，并被宋朝纳入朝贡礼仪，如注辇、三佛齐贡使在觐见宋帝时，“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2](卷119)。 
朝贡具有贸易和政治双重功能，宋朝政府除在贸易方面对贡物“估价酬值”外，还常对朝贡国国王、贡使进行额外赏赐，亦称“给赐”、“加赐”等。在政治上则对朝贡国国王、贡使予以册封。仁宗(1023－1032)以前，“远国使人贡，赐以间金涂银带”。天圣六年(1028)，三佛齐国王遣使朝贡时，“特以浑金带赐之”[2](卷489)。绍兴七年(1137)，三佛齐国王遣使“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赐使人宴于怀远驿”[2](卷119)。接受宋朝封号的朝贡国国王除高丽、三佛齐国王外，还有交趾、占城、真腊、注辇、于阗等国的国王，其他则赐以诏书、冠带、金、银等。但因宋朝国势衰微，对上述国家的册封并不具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此外，宋朝还授予各国贡使诸如“归德将军”、“怀化将军”、“宁远将军”、“郎将”等虚衔[2](卷487-491)。 
海外国家遣使来华朝贡，一般都要向宋廷呈递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表章，称“奉表”或“上表”。元丰至绍圣年间(1078－1098)，北宋政府加强了对朝贡事务的管理，规定贡使必须携带表章，方许进京，还对有些国家的贡期、回赐等作了限制。北宋初期，西域贡使、商人借宋朝政府招徕朝贡之机，不论有无表章，纷纷涌入京城。元丰初，宋朝颁诏于阗，“惟赍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2](卷490)。又令“西南五姓蕃，五年许一贡”。元二年(1087)，“诏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岁遣贡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2](卷119)。绍圣年间，知秦州游师雄上书朝廷:“于阗、大食、拂等国贡举，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2](卷490)他的建议被哲宗采纳。此后至宣德年间，对由陆路来华朝贡的阿拉伯国家的朝贡次数略有放宽。至于从海路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因其朝贡规模远在市舶贸易之下，并受市舶贸易的制约，所以迟至南宋绍兴年间，才对个别国家的贡期有所限制，如许令安南三年一贡[7]。北宋时期，偶有朝贡国不按贡期遣使来朝，宋皇也会作出“怀柔远人”的姿态，下诏特许。 
南宋时期，曾颁布一系列旨在限制、规范朝贡的法律条文，其中比较重要的除前述对擅载外国贡使来华的华人船主治罪以外，还有:“诸蕃蛮入贡托故不行，而押伴使臣保申不实者，徒二年”；“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二年”；“诸管押、伴送蕃夷外国贡使计程，无故辄稽留一日，杖一百，一日加一等，至徒二年”等。违法者一经告发，朝廷视情节轻重，给予告发者10－300贯钱的奖赏[11](卷78)。 
宋朝中央主管朝贡事务的机构主要有鸿胪寺、礼部主客司、客省、四方馆等。鸿胪寺负责“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其官属十有二: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奉举之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奉举之事。……同文馆及管勾所，掌高丽使命”[2](卷165)。但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初虽有九卿，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职事。元丰正名，始有职掌。”[4](卷55)故宋初朝贡事务的具体管理，“分隶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等外事接待机构，位列九卿之一的鸿胪寺“但掌祭祀、朝会”而已[4](卷56)。至元丰年间上述机构隶属鸿胪寺后，鸿胪寺开始全面负责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主持对朝贡国的封册、赏赐仪式和贡使的朝觐礼节；按等级、身份确定对四夷君长、贡使的接待规格；翻译朝贡文书；验收贡物；迎送、馆饩、宴享贡使等。建炎三年(1129)，鸿胪寺归并于礼部[2](卷163)。 
礼部属官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以宾礼待四夷之朝贡。凡郊劳、授馆、宴设、赐予、辨其等而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