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孙宗鑑《东皋杂录》载一轶事曰：

“王荆公一日问刘贡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对乎？’贡父应声曰：‘四诗风雅颂。’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设也。’”这则轶事也许是传闻或假托，但不管怎样，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宋朝人心目中，把“夏商周三代”看作一个历史时期或历史发展阶段。以“三代夏商周”为对，谓之“天造地设”，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这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当指出，这种看法不独宋人为然；从先秦以至解放之前，学者们大都是这样看的。可以说，它实是我国过去的一种传统。本文以宋人的一则轶事开端，不过是它集中地、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传统而已。

现在要问：这种传统对不对？有何依据？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它？本文拟就此略加论列。

一

这一传统始于春秋战国之世；其创始者盖为孔子。

孔子生当春秋季年，是一位博物洽闻的学者，在当时已“名布扬于天下”。他尤长于礼，有“知礼”之称。他好古敏求，对礼的渊源作过认真的考察和推究。《论语》载有他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重要言论。如《八佾》篇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朱注：“二代，夏商也。”又如《为政》篇云：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读以上引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孔子追溯周礼的源流仅及夏而止，没有提到紧接夏朝之前的唐虞。是不是由于不知盖阙的原因？看来不是。孔子是知道唐虞，而且对尧舜是极为推崇的，〔1 〕《论语·泰伯》篇云：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朱注：“文章，礼乐法度也。”据此，唐尧之时有礼，孔子是知道的。

又据《尚书·舜典》，虞舜之时也是有礼的。舜既受尧禅即位，东巡守，“修五礼”，即其证。《尚书》是孔子修订的六经之一。孔子当然不会不知道。

说到这里，问题便显然可见了：为什么孔子只说“殷因于夏礼”，而不说“夏因于虞礼”呢？只说“周监于二代”，而不说“监于三代”呢？这个问题可以从“愿学孔子”、私淑孔子的孟子言论中得到启示。《孟子·万章》篇云：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这段对话很有意义。从“人有言”一语可知，传贤传子的问题是孔孟那时人们议论的古代大事。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去，也确是古代的一大变革。它标志了社会政治的重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说的“义”，孟子说的“天”，假若赋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内涵，那就是可以接受的。）后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传贤、传子或禅让、征诛固定成为唐虞之世和三代之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唐虞发展为五帝，如汉宣帝时盖宽饶上封事，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这就把三代及其以前，以继承方式的不同而区分开。

《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则是从取民之制论三代，也不及其以前。这段话如下：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看来，孟子、龙子也是把三代和以前分为两个时代的。

《礼记·礼运》篇就明确地分为两个时代了。一个是大同之世，一个是小康之世。大同之世为三代之前，小康之世则是三代。其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运》的这两段话明确指出：古时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大同”之世；一个是“小康”之世。小康之世即夏商周三代。（因为所列举的代表人物皆三代的创业者，所以知其为夏商周三代。）大同、小康二者之异，不仅是“世及”与否的不同，而且是“天下”（全社会）为公或为家的差别。这样，两个时代便以大同、小康之名固定下来了。后世的王朝虽然也传子孙、家天下，但没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谨于礼”的创业君子，没有那样“礼义以为纪”的社会，所以不能与于小康之列。《礼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古书，被儒家尊奉为经典。它如此说，等于对这一史事作了一个规定。虽说《礼运》大同、小康之说非孔子之言，〔2〕但它也不悖于孔子之旨。例如，在说大同时， 它未曾提及礼，而在说小康时却一则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再则曰：禹汤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这和《论语》中孔子溯周礼之源及夏而止和对礼的重视是一致的。

为什么孔子以及后之儒者如此重视礼呢？这是因为，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3〕的基本制度， 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4 〕礼的兴废关系王朝的存亡和社会的治乱。荀卿著《礼论》，强调礼的作用和影响，并非夸大。孔子生当礼坏乐崩之际。他栖栖皇皇，力挽狂澜，但无力扭转时代的趋向。孔子殁后六十余年，周王竟命晋国三家大夫为诸侯。战国时代由兹开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亦以此事开篇。他认为礼就是坏于此时。三家分晋后三十余年，商鞅相秦变法，说秦孝公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又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又曰：“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5〕商鞅这番话无异宣告废除周礼，易以新法。周礼于是走完了它的历程，告终了。

周礼直接因于殷礼，间接因于夏礼。它的终结使夏商周三代成为一首尾毕具的历史时期。历史上再没有这样一个“小康”之世。这样一来，“三代”便成为一个专名，而且成为一个传统，传承下来。

二

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一传统？三代究竟是不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不是一个历史时代？假若是，那是一个什么时代？下面试作回答。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6〕因此，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古代社会性质变化的根本原因端在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在原始公社时代，土地所有制是公有制。其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个体家庭和动产私有的现象。这种现象日增月益，渐次扩及土地，形成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公有制是一对矛盾。两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并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斗争，互为消长。这个统一体便是农村公社。历史是不能跨越它而前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都对农村公社有所论列。马克思在逝世前二年（即公元1881年）曾复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