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4．亦书亦史、价值独特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注释：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