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流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包括美国政客蒲安臣（A.Burlingame，1820－1870 ）、法国汉学家儒莲（S.Julian，1799－1873）、俄国汉学家孔琪廷（C.A.Skatschkoff，1821－1883）、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Richthofen，1830－1905）、军火商克虏伯（A.Krupp，1810－1887 ）、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1833－1885）之类的各色人等。其中，张德彝与晚清、民国藏政要员联豫及陈贻范的交往，对于藏区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关系密切。
　　二、驻德大使随员张德彝与联豫的交往
　　联豫，字建侯，满洲正黄旗人，原姓王，生卒年不详。初为监生，驻防浙江，曾随晚清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联豫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受谕命，“四川雅州府知府联豫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照例驰骚前往”，成为晚清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驻藏，兴办“新政”，兴革良多，如编练新军、开办学校、发行报纸、新铸钱币等。
　　联豫在藏“新政”，基本上系仿自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然，实与他出使欧洲国家的经历有关。薛福成之出使英法等国，奏带参赞、随员等多人，其中之一便是联豫。对此，张德彝《航海述奇》有相关记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890年3月8日），他记道：“新任驻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驾法公司‘伊拉瓦的’轮船于前日抵马赛，明日到巴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十日（1890年3月30日），他记道：“闻薛星使留驻法国者九员，为陈敬如（季同）、吴挹青（宗濂）、顾廷卿（锡爵）、承伯纯（厚）、联建侯（豫）、世益三（增）、左子衡（运机）、张让三（美栩）、郭稺良（家骥）”。
　　联豫作为驻德大使随员在欧洲国家的活动情况，向来所知甚少。张德彝《航海述奇》的相关记载可作一些补充。张德彝第五次出洋系随清朝驻德大使洪钧出使德国。光绪十三年五月三日（1887年6月23日）受谕命，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890年9月9日）卸任。其间的1887年10月29日张德彝随洪钧在上海登船，12月3日到达柏林；三年期满后，于1890年9月29日由柏林返程；9月30日到达巴黎火车站，下车时驻法使馆人员“承伯纯、黄伯申、联建侯（豫）、顾廷卿（锡爵）、世益三（增）及郭秋萍（家骥）诸君以车接”，之后张德彝前往驻法使馆拜访了陈季同、潘景周等人。此后几日，张德彝在巴黎重游旧地，联豫大多相伴，如10月1日，联豫约张德彝“在凯歌路之智慧阁看圆画，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涨眼画，洋名‘巴呐拉玛’也”，所谓“巴呐拉玛”即首任驻英、法大使所谓的“巴罗喇马”，系全景画堂（又称回转画，Panorama）的音译，张德彝第一次出洋时（“同治丙寅”，即同治六年，1867年）已在巴黎欣赏过；10月3日，“联建侯约（张德彝）登艾菲铁塔”（TourEiffel，即艾菲尔铁塔），“余等驾至第二层”；10月4日联豫、陈季同、潘景周等驻法使馆人员送张德彝上火车，前往“吕阳”（里昂）。此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不再有联豫的记载。
　　三、驻英大使随员暨驻英大使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
　　陈贻范（字安生）系参加1913－1914年中国与印度“西姆拉会议”（Silma Conference）的中央政府代表，所谓“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就是当时英印首席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1862－1949）同西藏地方当局的首席代表夏札·边觉多吉背着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而流产的《西姆拉条约》之所以非法，系由陈贻范于1914年4月27日在条约上草签、最终拒绝正式签字有关，因为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草签只能证明条约文本是“作准定本”（第十条）；正式签署才能“表示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第十二条）。此外，陈贻范在会议期间，多次正式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英藏代表“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陈贻范不是民国政府最先任命赴印谈判的代表，1913年3月底和6月，民国政府曾两度任命前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张荫棠为赴印代表，由于英国的反对等原因而未果。后来提名陈贻范，英国才表示同意，陈贻范曾在驻英使馆任职多年，据称英方认为他态度“友好”，容易对付才表示同意。现时史册谈“西姆拉会议”时，往往对陈贻范的驻英使馆多年任职极少提及，间有提及也是语焉不详。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洽好有这方面关于陈贻范的详细记载。
　　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出身相同：二人均为同文馆毕业，以学习英文而入仕；按张德彝的说法：“国家因知翻译紧要，既代上官之口耳，即关事务之要危；既欲其充职，自当清其身家履历，于是在京设立同文馆，在粤亦设同文馆，在沪设立广方言馆，招考汉旗子弟，造就人才，以备有用于将来”。二人经历也类似：先是作为学生到欧洲去“增广见闻”，之后成为清朝驻英使馆的翻译，再升为随员、参赞，以后张德彝更做到了驻英大使的高位，登上了他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顶峰；二人均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正式签订或草签了重大条约：陈贻范于1914年草签了不具备拘束力的《西姆拉条约》，张德彝则代表清政府于1904年在伦敦正式签署了中英《保工章程》，这一条约没有给予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二人经历也有所不同：张德彝比陈贻范入学早，出洋游历及出使早，最终担任的职位高，而且出洋游历及出使的时间长，此外，张德彝与陈贻范共事时，张德彝担任的使职始终比陈贻范高，既可说是同事，又可说是上下级。
　　张德彝《航海述奇》关于陈贻范的记载较详细，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上年由同文馆派来肄业者四人，为陈安生（贻范）、丁炳如（永昆）、朱乙尊（敬彝）、王畹南（汝淮）”。此后关于陈贻范的记载可分为点名、概言两种。所谓点名记载指张德彝《航海述奇》明白记录了陈贻范参与的某事，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1900年1月10日）：“酉初，星使携二少君及沈荔虎、陈安生回”，这种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有数处；所谓概言记载指张德彝《航海述奇》未明言某事有陈贻范的参与，但事实上陈贻范参与了该事，如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02年9月16日）：“酉初，约众参随、学生及自备资斧诸生晚酌”，这种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比比皆是。
　　由于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可分为驻英大使随员、驻英大使两个时期，因此张德彝对陈贻范的记载，也可分为驻英大使随员、驻英大使两个时期。下试析之。
　　1、驻英大使参赞时期（1897－1900）
　　指张德彝任驻英大使馆参赞时。当时陈贻范先系驻英大使馆的见习学生（从同文馆肄业后派来，见习期为三年），之后耀升为翻译。
　　这一时期的记载共24处，主要有以下七类：
　　其一，张德彝任驻英大使馆参赞，值驻英大使罗丰禄有事时代办使馆诸事。如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五日（1899年3月16日），因罗丰禄夫人“灵柩出堂”，张德彝受罗丰禄之命“代守使馆，照料一切”，包括管理“学生陈安生”，时陈贻范系从同文馆肄业后派来驻英大使馆的见习学生。
　　其二，张德彝与陈贻范到英国议院旁听。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日（1899年6月9日），“今日未初，在下议院讲中国事，余偕陈安生乘车至宫廷”，见“今日抱问答事件者二十余人”，其中有前任外交部长葛雷（E.Grey，1862－1933）、现任外交部长普得立，诸人均对中国事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德彝作了摘录。
　　其三，张德彝与陈贻范参与接待来英的中国外交官及为清朝服务的“洋员”。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1899年6月19日），张德彝“早赴赛西店拜伍星使及周、钟、徐三君，”指晤见“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及其随员；“戍初，罗星使约伍星使及周、钟、徐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