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酌”，张德彝与陈安生作陪；又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900年1月19日），“京中同文馆总教习欧理斐告假一年回国，前日来信，邀”张德彝、陈安生等人“午酌”，“盖皆同文馆中人也”；同文馆总教习欧理斐又作“欧礼斐”（C.H.O-liver，1857～？）系爱尔兰人，1879年入中国海关，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985年任总教习，1902年北京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任宁波副税务司。欧礼斐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时曾教过陈贻范。由此事也可见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同文馆渊源。
　　其四，张德彝与陈贻范的私交。如相伴游览伦敦名胜古迹。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1899年6月29日），张德彝与陈贻范“步入艺植园一游”，所谓“艺植园”即当时伦敦摄政公园中的植物园（Royal Regent’s Botanic Garden），是来英的中国外交官喜爱的游逛之处；又如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1900年3月1日），因张德彝“三年期满”即将回国，陈贻范与其他几位同文馆出身者及同文馆毕业来英见习的学生为张德彝饯行；及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陈贻范与其他几位同文馆出身的外交官又到火车站为张德彝送行。
　　其五，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的升迁。如前所述，1896年由京师同文馆派来英的肄业学生四人，除陈安生外，又有丁炳如、朱乙尊、王畹南，1898年时丁炳如病亡，1899年底三年见习期满，三人“呈请回国”，罗丰禄先后将朱乙尊、王畹南二人之禀批下，惟独留下陈贻范“充当翻译，每月棒薪百零五两”，陈贻范受到了罗丰禄的重视，可见陈贻范的英文在四人中是出众的。
　　其六，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在英国乃至比利时的考察与游历。如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七日（1899年8月12日），经总理衙门批准，罗丰禄准备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分设使馆”，“今日巳正一刻率陈安生前往”；几天之后罗丰禄返英，“陈安生留比京租赁房屋，安置一切”；七月二十二日（8月27日），陈贻范方被换，八月二日（9月6日），陈贻范才回伦敦；十一月十二日（12月14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立文浦海口及李子村游”（今英国利物浦港、利兹市）；五日后返回；十二月四日（1900年1月4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乌尔斯特、开斯敏斯特、柏明根三处游览各机器工厂”（今英国伯明翰等地），六日后方返；十二月二十八日（1900年1月28日），罗丰禄率陈安生等人前往“多堪特兰地方各厂游”，二日后方返。在这些游览中，罗丰禄、陈安生等人不仅收获丰盛，如“迩来星使带二少君及他三四同事，各处游历，凡制造局厂各有所馈，轻重不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脚踏车、绸缎、毡毯、衣料、刀叉、烟卷、玩物，种种不一”，而且大开洋荤，增长见识，如诸人在某纺织厂见“该厂当面织成”一精美纺织物，诸人在某“造钱局”（铸币厂）见该厂“随地铸造，俄顷间竟将星使之玉容錾铸银钱之上，相貌分毫不差，与曾为英君主铸者无异”等。
　　其七，张德彝记录了陈贻范的其他活动。如驻英大使馆的公宴、祝贺同事与英国女子结婚及应邀参加贺礼等。
　　2、驻英大使时期（1902－1905）
　　1900年春张德彝因“三年期满”回国后，陈贻范仍然留驻英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德彝奉清廷之命为“驻扎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大使），‘顺途专使日斯巴尼亚”； 1902年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1902年5月25日），他抵达伦敦，此时陈贻范任驻英使馆翻译，“下车有马清臣（又译马格理，H.MaCartney，1833－1906）及他参赞人等迎近，坐马车入使馆”（参赞人等中应含陈贻范），开始了三年的任期，直到1905年12月26日离开伦敦，1906年2月5日抵达上海，4月11日回到北京。
　　张德彝驻英三年时期，虽已成为了驻英大使，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记载习惯，留下了观察仔细、记述丰富的《航海述奇·八述奇》。《航海述奇·八述奇》稿本共2095页（其中第八册386页，第九册883页，第十册826页），稿本中关于陈贻范的记载俯拾即是。概言之，主要有：
　　其一，张德彝嘱咐陈贻范完成某些辅助工作。如张德彝抵伦敦的次日（1902年5月26日），知清宗室载振率参随梁诚、汪大燮、唐文治等人访英且将抵英国；27日晚，他“令马清臣、陈征宇、陈安生赴都伍迎接振贝子”，此类活动还有很多。
　　其二，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外交官观礼活动。如应英国外交部之邀，“偕内人与陈安生乘车往”陆军部，参观“在兵部后校场内阅印度兵”；应邀“偕内人带荣骥及马清臣、陈安生”乘海轮，出席海军演习等，荣骥系张德彝次子（后改名仲英）；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在多次及多种场合，张德彝均率陈贻范出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陈贻范的偏爱。
　　其三，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伦敦上层社会的交际活动。如“率陈征宇、陈安生、陈默之”赴伦敦“柏凌屯阁内名艺画堂茶会”；招待回国休假的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E.M.Satow，1843－1929）、日本驻英大使林董（Tadasu Hayashi，1850－1913）等人晚宴时，张德彝“招陈安生”作陪等。
　　其四，张德彝率陈贻范出席外交活动。如“率陈安生、王香圃”等人“乘车入卜静宫赴朝会”，卜静宫今译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因“各处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在发电报请示清廷外交部后派遣陈贻范参加1903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多国会议，指示陈贻范“随同听议，遇有窒碍中国之处，亦须随时宣说”等。这其中尤以1904年5月张德彝代表清廷与英国“画押”（签订）中英《保工章程》最为重要。在这一条约的多次讨论、修改过程中陈贻范“屡次”随从张德彝“赴英外部商酌”，并最终在5月13日在英国外交部见证了这一条约的正式签订。这些对于以后陈贻范的外交实践应起过一定正面作用。
　　其五，张德彝关于陈贻范的其他记载。如应邀给商务学校“皮特曼学堂”颁发奖励，张德彝约请陈贻范同往；某戏园邀请张德彝出席新剧初次公演，他亦约请陈贻范同往；请陈贻范代为某慈善机构捐款，此例甚多，不再枚举。

　四、小结
　　在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还有多处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如关于欧洲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藏文典籍，此不一一例举。
　　较重要的是张德彝记录了几件与1903年英军侵藏有关的英方文件的大意，今择二连录于下，以供研究。
　　其一，光绪三十年七月七日（1904年8月17日），他记道；
　　癸未，阴雨，凉。前初五日英议院散值期，因国君现赴某城，令世爵某诵宣词于上议院，词曰：“谕尔上下两议院爵绅，予依旧交好于各友邦……予之派兵赴藏，盖欲藏人遵守一千八百九十年所订之《印藏条约》耳。我兵一路前进时，藏人略为拦阻，现已安抵拉萨，闻之至慰。卉兵之健勇绝伦，于此可见。所望将来会同巾国驻藏大臣与藏员开议后，即能就议，稗商务从此振兴，而印藏交界之处，亦不复有醒蔼之虞也……”
　　其二，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1905年2月14日），他记道：
　　已正，开议院，届时乘车往，至彼下车。入下议院，同各国公使坐御座前右鄙第一段……巳初，太子偕妃先到。少坐，君偕后到……（君）手执一纸，向众谕上下两议院诸爵绅曰：“我与各国，现皆友好如恒……上年九月初七日，我与西藏订立一约，续约中所载各节，似办理印藏交涉，此后可期妥洽，赴藏员卉此行备尝险苦，然莫不力任艰难，中国政府现已简派大员赴印商立准约，至藏事文卷，已交汝等阅看矣……”
　　上述二则史料在英国议会文件（即英国蓝皮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中应收录有英文全文。
　　通过以上述论可知，晚清、民国主持藏政与交涉藏务的官员，如联豫、陈贻范等人作为外交官员均有多年的驻欧经历，与张荫棠、温宗尧驻欧美多年相体，这就为后人研究他们办理藏务时的政策取向等提供了另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