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
　　遗憾的是，山难改，性难移。局势不静，他终难忘却国家。身心憔悴而逝。
　　小处可以见大，更可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写有《忆孟真》一文，悼念傅先生。情真意切，反映傅斯年的品格。文长这里不引了。


　赘语

    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还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恩师。1935年我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我没有去，而去日本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在社会上鬼混了几年之后，重新又走上做学问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潦倒，悲伤，活得不像个人，也可能死掉了！
　　我前面写了傅斯年，是实事求是的，不虚伪，不夸张，有什么是什么。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他对中国古代史所提出的见解，都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第一流的精辟见解。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自知他最深的胡适之先生起，他的朋友，他的学生，大多持这一相同的意见。
　　但就我所能看到的，傅斯年的学问、见解也不能说已完美无缺，问题还是有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愿就我的学力所能达到的境地，对傅斯年先生的学问略提几点意见。
　　一、傅斯年学业可分三大段，6岁到13岁，
　　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晚上在家由祖父课读经籍，这是一段（1901—1908年）。14岁去天津入中学，24岁北京大学毕业，这是一段（1909—1919年）。在英、德留学为一段（1919—1926年）。
　　第一阶段，在家乡他读的是中国古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阶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适传播的美国的西方文化）。第三阶段，在欧洲英、德时期才真正接触了西方文化。但他在英、德学的很杂乱。他在英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在德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虽然有些人（如他的朋友罗家伦）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多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注：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74页。）这样说，固然也有些道理，但能否反过来这样考虑：如果他在欧洲能以史学为主，旁及自然科学，对他后来再回过头来治史，效用是否会更大些？实际上，就他当时的主观愿望说，他是有改学自然科学就以自然科学为终生事业之心的。如他给胡适的信说：“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课一学期，现已放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的六年，一误于预科乙部（偏重文史），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注：《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华书局，1983年。）可以看出，他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是想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并非想以此为治学方法，日后对治史有用。他既以在北大6年治中国之学为误，国学不能为治心理学之方法，则他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不是为日后作史学、语言学之方法，就是很明白的了。
　　在欧洲数年，他是博览群书的，文学、史学的名著也一定读了不少。 史学方面他受到史学名家一代大师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影响。
　　我对兰克的史学，知道的很少。知道的一点是：兰克认为重视史料，把史料分类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不同意说“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历史著作只在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是纯客观的历史主义。
　　傅斯年的史学受兰克很大影响。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里就很有兰克的影响。
　　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傅斯年的主要史学思想。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史料学很重要，是历史学的基础；史料的整理，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但这些只是历史学中的文献学、史料学的任务，而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内涵面要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
　　二、“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话听来好像很对，没有材料你出什么货？没有史料你写什么历史？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先秦的史料，是两千年来都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不同的货出来？傅先生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本未完成的大著里的几篇文章，都被评为有“创始性”、“突破性”第一流的好文章。材料都古已有之，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不能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一分货、十分材料中出十分货，要待傅先生来出这么多新货？譬如“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上的这句话，古往今来也有好多人在这一分材料上出了各色不同的一分货，却待先生在《周东封与殷遗民》里才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了一分真货。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在不同时代的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货。
　　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的，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从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他对客观的反映，就是他从客观中取得的“理论”（意识）。这“理论”再回到他处理和客观实体的接触时，就成为他的“方法”。几千年来人类从和客观实体的接触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人和人的接触中，人和社会的接触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反对研究历史先在脑子里有个方法和理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先在脑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的，只是各人脑子里的方法和理论不同，有先进、落后，正确（或部分正确）、错误的区别而已。傅斯年何尝没有他自己的理论。他说过“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辩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这分辩力，就是他的理论。
　　三、“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话也是有问题的。人世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联系确实是存在的。两种事物之间可能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设想和推论，不但没有危险，反而能看到、看透事物的真情深意。就历史学家来说，陈寅恪先生就是最显著的一例。陈寅恪善于把一些看来好像全无联系的材料组织起来，发现出一些重要现象，解决些重要历史问题。陈寅恪先生的高明就在这里，他很多独到的见解都是从事物的联系上发现的。就是傅斯年先生，他的高明处也是在这里。他在文章中也是常常把中间隔着一大段的两种事实甚或多种事实，用设想或推论联系到一起而发现更多更高的认识的。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