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摘  要]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1940s

Key Words:National Party; Four Biggest Households; Bureaucratic capital

Abstract:Qu Qiubai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Bureaucrat Capital" in the 1920s. CCP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the Four Biggest Households Bureaucrat Capital"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criticized it. Academic circles keep the same comment on this problem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in 1949 to the end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Scholars began to put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Four Biggest Households Bureaucrat Capital"after 1978. Since the 1990s, more scholars regard it as the mixed economy of national capital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 in addition to deep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and method of the dilation of Bureaucrat Capital and how national capital changed to bureaucratic private capital.

     2003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lO多万美元，这件事使中国大陆人士颇感惊异。以往，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断定孔、宋两家特别是宋美龄拥有巨额私人财富。现在看来，宋美龄并没有多少私产。至于宋子文，其第一手史料已可在史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询，史实也会逐渐披露。所谓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家族个人资本，国营资本，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一提法是就经济意义而言，还是蒙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这些都需要今天的学者们去重新考虑、分析、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中国的“官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方面正式提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说并对之加以批判。从那以后直到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术界一直延用这一称谓。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新的更准确的研究，首先要建基于该问题学术史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史学界至今还少有这方面的学术综述文章．本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所发表的代表性论著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挂一漏万，还请学界同仁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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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2003年8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查材料时，曾就近参观宋美龄所住的公寓楼。这是一栋并不怎么显眼的楼房，这种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寓楼在曼哈顿比比皆是。宋美龄晚年赴美后主要靠孔家后人，即其外甥、外甥女养老，应是事实．

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称谓的由来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6](p147)。最后，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国独占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物。[6](p153)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划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他认为完全属于官僚的资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获得”并“利用政治特权去运用”的资本；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