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8](p1150)
至此，官僚资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资本扩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有关系的各种类型的资本。四大家族个人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三者间画上了等号，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最后，人们干脆拿它代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切资产。
二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定论的延续
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看法，延续了建国前陈伯达、毛泽东等人所下的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述。
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国家政权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买办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封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一文，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银行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垄断。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0]。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公债；滥发纸币，形成金融垄断；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的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垄断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别是不专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为数众多，囿于习惯，不少人仍在授课、撰文时因循旧说。
三 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对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关的论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断得到发掘与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开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及其历史影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过程，及其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何华国的《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李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兆茹、张怡梅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赵兴胜的《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走私贸易的影响》(《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l期)，李彦宏、周忠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都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垄断军火买卖并不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
